说到仓颉这个话题，我们就要说到汉字的起源了，因为中国的传说中，仓颉是中国文字的发明者。他也被尊为“史皇”，就是中国史学鼻祖的意思。我们根距古人对仓颉如此崇高的美誉来说，仓颉既是第一个记录历史的人，又是文字的创始人，所以他是传说为黄帝时代值得我们非常尊崇的一位古代历史人物。
那么，中国的黄帝时代到底有没有仓颉这个人，仓颉是不是发明了文字？我们从历史考古学来看，在黄帝时代开始记录历史，开始发明文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古人为仓颉想象的造像我们的文字学家现在也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历史上应该有一个文字改革家，但是“仓颉”到底产生在什么时代，是不是历史上所说的黄帝时代呢？黄帝时代或者黄帝之前，是不是已经在使用文字呢？我们从考古学来说。这值得我们走出传说进入现实社会去看一看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话题可能比较大也比较长，但是对我们的自媒体读者来说，可能对太长的话题不感兴趣，他虽然非常好奇但是只想看结果，那好，我现在就把结果告诉大家。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仓颉是想象出来的人物。
第二，中国历史上的仓颉是在文字记录当中不断以讹传讹的一个文化历史。
第三，中国使用文字和创造文字的历史，远远比我们想象的黄帝时代要早2000年左右。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在黄帝时代到底有没有使用文字？
从我们目前的考古学来说，我们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比较成系统的像甲骨文这样的文字。而黄帝的时代就处在距离甲骨文时代500~1000年左右，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黄帝时代好像是有文字的。
但是，中国的文字应该说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比如说，从考古学发现的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在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一块残石钺上，发现了由6个符号连成的“一句话”。这是中国最早的刻字石器。这6个字组成的一组“符号”，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文字了，而且是语言的表达。
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一块残石钺上的6个符号，距今已7000年但是这6个字，现在我们任何人还没有把握把它解释出来，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甚至于是什么读音，我们根本无法去确定，因为没有任何依据，就像甲骨文中的一些至今无解的字，尽管我们都可以大体知道它的意思，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这是因为，甲骨文中还不能确定认识的这些字，还可以“认识”，毕竟它存在于已解字的语境之中。所以我们理解他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但是，甲骨文之前的这些“刻符文字”，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不存在任何语境。尽管如此，我们从理论上来讲，这已经就是文字，是没有任何问题。
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的这些石刻文字，实际上就是中国原始文字之一种。浙江平湖庄桥地处良渚文化圈，而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刻符或者叫做文字，这些都属于中国原始文字。
此外还有湖北夷陵杨家湾，也发现了原始早期的文字，这些文字都已经距离我们今天6000多年。
湖北夷陵杨家湾陶刻文字距今6000年那么，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黄帝时代，距离我们多少年呢？其实也不远。如果我们以商朝为文字时代算起向前推，黄帝时代距离商朝大约最多1000年。也就是说，中国的黄帝时代，大约在4500年到4000年前左右的时时代。
我们这样不太确定的说黄帝时代，是因为现在考古学家还不能完全确定黄帝时代到底处在尧舜多少年之前，中国古代历史所记载的，有些还无法得到考古的证实，所以我们只能大体上推测黄帝存在于距离甲骨文时代1000年到500年左右的时间以内。
既然我们前面讲到的浙江平湖以及湖北夷陵，都发现了很古老的一些文字符号，那么凭什么说黄帝时代没就有文字呢？当然应该是有的，这在理论上好像是能站得住脚的。
但是，进一步的事实还不能证明，黄帝时代真没有文字，或者黄帝时代才发明文字的。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大的历史视野来讲，中国汉字的发展，它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把这两个阶段按照文字的流传使用范围来看，可分为小范围使用文字和大范围使用文字两个阶段。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上，首先有一个小范围使用文字的时代，然后才产生了大范围使用时代。
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认知论和创造论的，因为没有简单行为就没有复杂智慧的产生。任何的人类文明现象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散到系统这样一个逻辑过程。
为什么我们要分这两个阶段呢？这是我们从考古学来看，第一我们使用文字的行为是非常早的。在良渚时代半坡时代甚至更早，我们中国人已经产生了使用文字的行为。
湖北夷陵的刻符集字浙江平湖以及湖北夷陵的这些文字符号，也确确实实证明了在7000年前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就在使用文字。但是这些实用文字的现象都属于“小范围使用文字”时代。
小范围使用文字这个阶段大约延续了3000多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大约在距今7000多年到3500多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中国使用文字的现象都处于非常小范围的使用阶段。
小范围使用文字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认为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首先是产生了文字，数量非常有限。
第二，使用文字的范围非常之小。
第三，能够判断和确定是不是文字符号的依据也非常简单；1.他不是图画；2.他不是游戏；3.那么他当然就是“文字”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使用的文字没有任何社会化的意义，基本上处于“自己”使用。也就是说，谁发明谁使用，没有任何流通的意义，或者流通的范围极其之小，不超出一个“家庭”或者“作坊”的范围。
这是小范围使用文字和大范围使用文字本质的区别，也是文字“并不是文字”到真正成为文字的一种本质区别。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从7000年前到3500年前左右的时间里边，中国人已经有使用文字3000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在商朝之前的3000年前，我们就在使用文字。但是，这种使用文字跟商朝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商朝使用文字已经具有了大范围使用文字的特点。而在商朝之前，可能还不属于这样使用文字的一个社会时代。
传说大禹的书法我们依据至今为止考古学发现的所有资料来看，即使是商朝也还不具备完全大范围使用文字的条件。
那么距离商朝大约1000年左右的黄帝时代，当然也不属于大范围使用文字的时代。
黄帝时代虽然有文字，但是使用文字的社会条件，却相当于还没有使用文字，这个观点我们是建立在大范围使用文字这样一个概念和标准上的。
因此很长时间以来，甲骨文之前的符号被我们文字学界都不认为是文字，把它叫做“刻符”。
问题在于不管它是文字还是刻符，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必须要考察和思考。
所以，我们依据商朝使用文字的情况来看，可以推出一个理论模型。这就说，在黄帝时代，同样也有祭祀或者占卜的这种文化的仪式过程当中在使用文字，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这一部分人，有可能相当于商朝的贞人。
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字比商朝的文字要更加的少。使用文字的机会也要更加的少。社会对文字的认知程度非常之低。
用考古学来证明，这就是二里头的出土的一些商朝或者距离商朝非常近的一些文字符号来看，都跟甲骨文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我们根据小范围使用文字原理来看，即便是黄帝时代有文字，那么他们使用文字的情况跟二里头的情况大致也是差别不大的。
黄帝时代有没有史官呢？根本不可能有史官。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根据商朝使用文字的情况来看，在商朝也没有出现史官，因为商朝至少在中期还没有专门掌管记述历史的史官这样一个官僚部门的设置。
因此，如果发生重大的文字改革或者是文字创造的时代，我们认为商朝中期或者中晚期是最有可能的。
这是因为，在商朝之前，尽管使用文字的时代没有开始，但是应用文字符号或者使用文字文明的行为已经存在，这就为商朝创造文字，积累了丰富的造字参照体系。所以，我们今天看甲骨文，跟商朝之前的很多刻符有非常多的相似性，而甲骨文体系当中保存了一些我们至今没有破译的文字，又跟甲骨文之前的“刻符”最为接近。这就是文字来源于对历史总结的证据信息。
湖北夷陵杨家湾的陶器刻符我们如果回顾了这样一个清晰的汉字历史进程，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汉字的发明远远不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传说的仓颉发明了文字那么简单。
传说的仓颉是黄帝时代的史官。那是古人的想象。
首先，黄帝时代根本就没有史官。因为，黄帝时代连文字都没有流通性使用呢！
根据我们的历史记录，黄帝大约生活在夏朝以前。我们现在的考古推测是，夏朝距离黄帝时代大约不超过五百年。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黄帝是一个时代，大概存在了1000年左右。这些都没有可靠的证据，也没有最后的结论，只是一些推测。
而中国的“汉字”，在距离夏朝两千年的良渚文化时代已经有“文字”使用。
这就说明，文字不是我们传说中的“仓颉”发明而是更早的祖先发明的。
湖北夷陵杨家湾遗址陶器上的刻符，好像“田”字，当然不是现代意义的田字我们现代文字学家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逐步认为：汉字起源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时代。而黄帝据我们大约只有5000年，甚至还不到5000年。
但是，从距离我们7000年文明的良渚文化时代到距离我们大约5000的这一段时代，文字一直在使用和不断创造之中。
但是，这2000年的一段时代，文字好像是在不同地区各自发展的。使用的意义也非常有限，也就是说，这时的文字尽管在使用，毕竟与我们今天的文字意义是大不一样的。
比如说，用“文字”记录历史、人物、事件等等。文字还没有发展到这样高级的阶段。
所以，这一阶段的文字，我们把它叫做“小范围使用的文字”。
第一，这种有记录意义和标志意义的符号本身就是语言文字的表达。
第二，以后的文字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我们今天的考古资料研究表明：甲骨文的形成就是对这些符号的一次系统加工整理。
甲骨文吸收了我国南方北方不同地域的文字信息，这说明中国文字从距今7000年前到商朝，一直有一定分散但连续的发展和承传。
西周青铜器铭文汉字是我国今天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湖北、浙江等不同地区的先民在不同地区，长期发展交流而产生的。
汉字有完整的承传、演变、发展过程。
商朝的中晚期，对文字有了一次历史上最大的整理。并且在帝王日常生活大量使用。这是古老文字符号成为语言文字的一次重大突破。
尽管汉字到了商朝的中晚期，有了重大的历史性突破和发展，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商朝的文字相当于是办公室里的文字，它完全还没有走出“办公室”这个小范围。
可是，在商朝之前，恐怕文字的使用，连办公室都没有，它还在工作场所或者是工坊等等地方使用，它是自由产生的，没有主动的管理意识。
那么在办公室里使用的这些文字就有了保存和流通的意义，它至少有一部分的人在掌握和使用它。这样就在小范围内有了它的公共生存的空间。而在商朝之前，文字的使用地位就没有这样的公共性。
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商朝的占卜活动，会产生大量的甲骨文文献，这些文献要不要管理？谁来管理？我们认为仍然是贞人管理这些文献的，但是，贞人他们肯定不是史官，他们也没有像后来所说的记录历史的史官的这种职责和任务，他们仅仅是从事宗教仪式活动。
这一点我们的文字学家没有提到过，但是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叫一画开天，他直接的宣告了文字使用的肇启，奠定了西周对文字进一步完整继承和扩大使用范围的基础。
西周周人《何尊》上的铭文周人地处我国西北地区，比较落后，他们使用文字不如商朝人发达。周人对商人善于使用文字，非常的崇拜，也非常的尊敬他们有文字。
《尚书》中有清楚的记载。例如，《尚书-多士》篇记载周公对商朝遗民说的一段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而《尚书》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是得到了考古学证实的事实。我认为这是非常可信的历史事实。
周武王推翻商朝以后，不但同意启用商朝的官员，还毫无保留的继承了商朝人的文字文明，很快成为使用文字的先进族群。
周武王这里说的商朝已经“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一直是一些文字学家认为夏朝有文字或者商朝已经有史官的证据。我们并不否认夏朝或者是皇帝时代是有文字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对文字的应用范围，一定要把他和商朝晚期以及周朝的应用范围要分清楚，这是我们要讲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区分，仅仅是从文字的现象来说，那么我们不是说过文字早在7000年就已经有了吗？
为什么我们无法解释7000年前的文字，包括甲骨文当中的一些文字，我们至今解释不了呢？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承传文字的过程当中，是有此消彼长互相的抵消的代谢演变的，有一部分被承传下来了，有一部分没有被承传下来，没有承传下来的字，当然我们今天就无法认识。
汉字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字，是从周朝开始的。汉字完全实现“大范围使用文字”也是从西周开始的。西周时代产生的大量的青铜器铭文就是最好的证明。
西周恭王时期作品《牆盘》，周恭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950年至公元前936年汉字最早是刻在陶器上。商朝发明了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使用方法。
周朝人除了学习商朝在钟鼎上铸造，还发明了竹简，并且有统一的尺寸。
春秋战国时代，是汉字和私人著作最为发达的第一个高潮。在中国历史上，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著书立说，这在春秋战国时代是第一次出现。
春秋战国时代，对文字的普遍普及和推广，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一个文字文明时代。产生这个使用文字文明的时代，是文字在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段历史揭开了中国文字的文明史。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是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用文字来记录历史写作著作的时代。
所以，我们大量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就产生在这一个时代。为什么中国神话没有产生在其它的时代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之前，主要是以口头文学的形式交流和传递文化信息的，那么口头文学传播的范围就比较小，影响力也就要小一些。而春秋战国时代之后，中华文明就开始从口头文学，逐步进入了以文字文明为主的文化信息交流时代了。
文字文明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记录下来的东西就不能再改变了，你有你这个时代的写法，下一个时代有下一个时代的写法，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写法，但是如果是口头文学，它就只能有一个版本，就是以“现代”承传人为准。所谓的原始“文本”谁承传，谁改编，你也不知道谁改编了，从什么时代改编的，这是从口头文学中找不到痕迹的。所谓历史的真实，就这样会被后人轻易的在口头的传播过程中改写了。
但是在文字记录的作品里面，我们完全就可以看得出来，哪个时代是最早记录了什么，哪个时代开始改编了什么。
仓颉这两个字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仓颉两个字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子著作之中。不久，秦朝吕不韦编辑的《吕氏春秋》中也出现了“仓颉”这两个字。
仓颉庙我个人的意见是，仓颉显7然是周人创造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从西周一直流传到战国时代，被战国时代的文字记录下来了。所以现在所谓仓颉的故乡还在陕西省。白水县史官镇因黄帝史官仓颉葬于此地而得名。
下面我们就根据历史文献来看看仓颉这两个字是怎样从传说逐步产生了一个仓颉神话的。
战国晚期的荀卿在《荀子·解蔽》中说：
“故好书者众矣， 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 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 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
荀子在这里所说的好书者众，这里的“书”应该是指书法。荀子说的意思就是，善于书法的人很多，也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但是仓颉只学习了其中的一种书法，所以现在大家都学习仓颉的书法。
在荀子这个时代，中国的书法已经从篆书大篆向着小篆在迈进，同时也产生了隶书。荀子的两个学生，一个叫李斯，一个叫韩非子，都是杰出的人物，其中李斯是帮助秦始皇整理了汉字的文字改革学家，所谓的小篆就是李斯创制的，我们可以说，李斯之所以能够整理创制小篆，这跟他的老师荀卿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就是精于一种书法。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荀子并没有说到仓颉发明创造了文字，而是说他的书法很有名流传甚广。
但是，他的学生韩非子的说法，就跟老师荀子的说法不一样了。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一章中说：“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
韩非子在这里所说的仓颉的作书，则是指创造文字或者说是解释造字原理。
战国时代的教育也是比较发达的，那么在教育的时候，这个时候文字学肯定也是一个重要的一课，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战国时代也产生了类书著作《尔雅》，《尔雅》虽然不是一个字典，但是它已经具有字典或者解释文字的特点，它产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需要在我们学文学的时候有一个对文字的权威的解释。那么在建立这样一个文字权威系统的时候，必然要推出一个古代的诗人。这就产生了一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这样一个神话人物。
我们从荀子和韩非子的著作中来看，昌杰虽然是很著名的一个文字学的创造者或者书法家，但是还没有那么神乎其神。
湖北夷陵杨家湾陶器上的刻符文字我们知道在战国时代产生了大量的神，各种各样的神，包括仓颉就是一个文字之神。这比较符合古代学者对于文明创造者的崇拜，但是这不是一个事实，毕竟是人们的想象。
西周这一个时代是汉字发展的重要时代，第一它是普及了汉字，第二它广泛的应用了汉字，流通的汉字是汉字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应用，所以战国时代的教育也是相当发达的，因为这个发达程度当然要比西周时代要发展很多了，比如说孔子私人办学就是普及教育的一个象征，而战国时代这种普及更加的广泛了。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学者们产生了对文字创始者的思考，对他们的想象，这个就一点也不困难了。
我们从荀子和韩非子这两位师生之间对仓颉不同的理解就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对仓颉的想象还带有一定的理性，还不完全是神乎其神的一个人物。
与韩非子时代相距不到30年的《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根据荀子的记载，提到仓颉，他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这里所所说的“作”我认为不能完全认为他们是发明家创造者，他们是重大的改革者和创造者，兼而有之。比如说“后稷作稼”，就是非常清楚的表达了后稷作为一个农业改革家的地位。因为在后稷之前，还有黄帝时代的神农氏。据说神农氏才是真正的农业之神。
《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
《淮南子》中说的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显然是有一些神话色彩的。我们从西汉武帝时代《淮南子》中的仓颉这个形象来看，显然已经比荀子和韩非子他们的要超乎现实。
到了东汉时代许慎的著作《说文解字序》中，对于仓颉的形象更是丰满和神话到了极点。他说：“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两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时代，从西汉到东汉学术研究一直是呈上升的局面，到了许慎这个时代，文字学研究取得了更高的成就，对于仓颉的解释，他也能从文字学家的角度来去考察和研究，同时这里边也有前辈对于文字学的形成发展的研究在里边，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文字学的科学体系。问题在于他把仓颉当做一个真实的人物，给安排在黄帝这个时代，到底恰当不恰当？这是我们值得从今天的考古学的研究来看，要重新思考的地方。
甲骨文资料而且我们从今天的考古学发现来看，也无法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在黄帝时代就有这样一套文化体系，比如说，史官这样一种官职，估计这个官职是没有的。因为黄帝都没有记述历史的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化可能，或者说在皇帝时代都没有发现可以用文字来记载历史，怎么可能证明这个时代存在一个史官，存在一个仓颉，会创造文字或者整理文字呢？这是没法相信的。
我们认为，即使在商代也不会存在史官这样一种官僚制度的。因为现从的甲骨文文化体系无法证明这是史官所作。而且我们可以确切的认为，在商朝最起码早期和中期都没有史官这样的职务。
可能西周时代会存在的，这是有可靠依据的，因为在西周时代已经产生了用文字记录文学作品的事实。
同时，在西周的晚期春秋时代，也出现了私人用文字来著作的事实，这些都说明在西周时代有史官，这是可以认定的。
为什么我们说商场没有史官呢？这就说到文字学的一个重要转折。我们认为甲骨文是小范围使用文字和大范围使用文字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在这个转折期它还没有自觉的使用文字来作为一种社会交通的工具。从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的卜辞来看。这种使用文字的行为没有摆脱仅仅限于宗教领域使用文字的这样一个小范围。
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商朝，使用文字是得到了国家最高机构，也就是商王的认可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商王对文字的意义有所重视，那就意味着文字开始可以普及推广学习了。而文字的学习首先是在一个使用文字者的家族代代相传，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文字，就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交通工具了。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商朝，文字还处于一种垄断专有的使用的地位。也就是说，使用文字的人主要是在从事占卜工作这些贞人之间流通的。而贞人这样一个群体，应该说已经具备了社会群体的特点，而不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圈子。
比如说，现从甲骨文可以考证出来的贞人有100多人，我们可以说，这100多人肯定不是一个家族的，他们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家族。这么多的人汇聚一起，从事同一种工作，用同样的文化符号文字，这就跟以前小范围使用文字，自发的个体的现象有质的区别。
就这样一个使用文字的特点来看，在商朝设置史官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的。因为在这一时期，文字尚不具备广泛应用的事实。
那么商朝都没有史官，在商朝之前就更没有史官这样一个职务了，同时我们不管这种判断是正确还是错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文字的创造，不是由仓颉这样的人创造的，更不是文字诞生在黄帝时代。
湖北夷陵杨家湾陶器上的刻符如果说中国文字肇启整理的时代，应该出现在商朝才是比较合理的。
正因为在商朝形成了文字，周朝才会大量使用文字，那么产生一个主管创造文字的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创造仓颉这样一个神，作为一种文化尊严的存在，我认为这也是有历史的合理性的。
但是，从我们今天的认识来讲，我们从历史发生论的角度来看，文化上肯定仓颉是一回事，在事实上存在仓颉又是一回事情。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仓颉的仓是不是跟创字有关系？认为仓颉两个字可能是“创契”。那么，我们看一看古代的文字学里边对“仓”、“颉”、“创”、“契”这些字都是怎么解释的呢？
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释“仓”云：
穀藏也。藏當作臧。臧，善也。引伸之義，善而存之亦曰臧。臧之之府亦曰臧。俗皆作藏。分平去二音。榖臧者，謂榖所臧之處也。广部曰。府，文書藏。庫，兵車藏。廥，芻稾藏。今音皆徂浪切。蒼黃取而臧之。蒼，舊作倉。今正。蒼黃者，匆遽之意。刈穫貴速也。故謂之倉。
许慎《说文解字》：“颉，直项也。从頁，吉声。”
《淮南书》：“王公大人有严志颉颃之行。”
《汉书·扬雄传》：“邹衍以颉亢而取世资。”
《吕氏春秋》：“长短颉喔百疾。”
《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颉之颃之。”
事实上，“仓颉”的颉应读古音，以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解释，只能读jiá，古音中颉并没有jié的读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读音读读“撷”。
我们从仓颉这个名字的考证来看，似乎跟创造发明文字真的没有联系。
如果我们从姓氏的仓来看，仓颉，复姓侯刚，名仓颉。那么实际上仓颉，这个姓氏源于黄帝的姓氏姬姓，他的本姓为候刚而不是仓，后来以“仓颉”名，并且成为一个姓氏，属于后人以先祖名字为氏，与仓颉并没有关系。
中国的姓氏在汉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调整，在汉代以前姓氏还是比较混乱的，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老百姓并没有姓，也没有氏。有姓有氏的人都是一些大的家族。随着汉代国家中央政权的进一步巩固户籍制度的建立也成为国家的重要管理制度，因此姓氏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人都可以有姓有氏。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人口富会于神话传说，或者是一些古代帝王的大姓。或者从古代帝王，特别是尧舜时代帝王大成他们的姓氏里边有一些继承。
可能有一部分人把仓颉这个名人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了，于是对“仓”这个姓也做了大肆的渲染，这样，仓颉的神话就得到了进一步的丰满。
我们再看看古代对“创”和“契”是怎么解释的。
我们看，《康熙字典》“创”字的释文云：
〔古文〕戗。《唐韵》、《集韵》、《韵会》，初良切。《正韵》，初庄切，音疮。《说文》：“伤也。本作刅，或作创。”徐曰：“此正刀创字。言刃所伤也。”《前汉·曹参传》：“身被七十创。”
《康熙字典》集结了汉唐学者对“创”字的解释。按照“创”最早的本意来看，就是创伤的意思。
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释“创”字云：
刅或从倉。從刀倉聲也。凡刀創及創瘍字皆作此。
段玉裁把“创”和“仓”的读音 不知因何同声。但是，与仓颉还是无法联系起来。
我们再看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是如何解“契”字的：
大約也。約取纏束之義。周禮有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小宰。聽取予以書契。大鄭云。書契，符書也。後鄭云。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冣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
契这个字与文字使用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且，最早的文字也是契刻。但是，如果把它按照原始文字创造来说，似乎契刻文字和仓颉造字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被认为是仓颉的书法按照古人对仓颉造字的说法来讲，是说仓颉创造了系统的文字，但是我们从事实上来看，仓颉远远没有做这个工作，也不可能是仓颉这个人创造了文字的。
事实上仓颉在战国之前都没有这个名字，最早出现的文献已经是战国晚期了。秦代《吕氏春秋》提到仓颉的时候，也没有说他是创造了文字的人，也没有说他是黄帝时代的史官。
汉武帝时代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史皇产而能书。”又在《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些说法都会给后世产生一定的联想。三国学者高诱为《淮南子》注云：“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显然古代人是不会做这样的思考的。
所以，西汉末东汉初的纬书《春秋元命苞》书中，依据《淮南子》书，变本加厉，多加想象之词对仓颉作如下“生动”描写，仿佛亲眼所见，说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以后，这种赴会之说，愈演愈烈，发展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等传说。
史官是掌管天文、历算、图书的官员。太史令是主管史官的长史。《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说：“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于商。”
二里头出土文物，一些学者认为是夏朝的文字这是较早见于文献中太史官这个词的记载。那么，夏朝有没有太史令？我们估计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夏朝这个时代是有文字但不使用或者使用文字非常有限的一个时代。据我们从甲骨文中看，从事占卜活动的贞人大约100多人的规模来说，使用文字的人，可能不会超过200人。就这么一些人在使用文字垄断文字，显然不足以构成一个官僚体系。当然他们对自己的占卜文献还是需要管理的。即便会出现史官这样的官僚那么最早也只能是产生在商朝的末期了。所以说，《吕氏春秋·先识览》夏朝有太史官，显然是战国末年的文人对于历史的一种想象，因为在周朝已经是有史官的，那么当然也会有太史令。而夏朝是不是史官，这真的不好肯定。
现代学者认为黄帝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当时还没有国家官僚体系，可见“史官”之说，显然是后人以后代才有的国家官僚体系中的职官名称，附会于史前传说人物身上的结果。所以从历史事实来说，仓颉造字，这显然是一个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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