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穷人家的放牛娃，一个备受欺压的小和尚，一个为保命而奔波的小乞丐，一个战无不胜的乱世英豪，一个权倾天下的开国皇帝，所有的身份都指向同一个人明太祖朱元璋。放牛娃，和尚，乞丐这样的身份，大多数人想都不敢往开国皇帝这方面想，但朱元璋做到了。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朱重八到底厉害在哪里，能从一个讨饭的乞丐变成明朝开国皇帝呢?
出身贫寒
朱元璋生长在濠州钟离孤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为朱世珍，母为陈氏。天历元年（1328年）朱元璋出生，家里排行第四，家族兄弟排行第八，所以叫朱重八，后改名朱元璋。根据他自己写的《朱氏世德碑》碑文记载：朱元璋这一朱姓宗族，出自金陵之句容（江苏省句容），家住朱家巷，地属通德乡，朱元璋以上几代人都以农业为生。
幼年朱元璋
他的父亲和祖父以及曾祖父等数辈人都是拖欠税款者，在淮河流域到处躲债，想找一个地方做佃户，能过仅能糊口的生活。他在兄妹中是大难不死的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外，其余孩子都因无力抚养而送人或嫁出。
由于家里贫困无法读书，朱元璋从小就给村里的地主放牛为生。
为了生存，被迫造反
元朝末年腐败，压榨百姓，民分为四等，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蒙古人无需劳动就可以享有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所有财产，杀一个南人只需罚交一头毛驴价钱。汉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铁器，连一把菜刀也必须几家合用。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
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和瘟疫，不到半个月，他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先后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兄弟二人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
和尚朱元璋
朱元璋在走投无路之下，就去投奔了皇觉寺的高彬和尚，在寺里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有时仍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不久，当地出现饥荒，寺里也得不到施舍，主持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这样，年仅17岁的朱元璋才做五十天行童，也只好离开寺院托钵流浪。
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于1348年又回到了皇觉寺。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名都大邑，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朱元璋坚毅、果敢的性格，但也使他变得残忍、猜忌。这段生活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外云游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在流浪中，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
民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再加上天灾频繁，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铤而走险。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揭竿而起，士兵们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并推韩山童为明王。接着，徐寿辉起于蕲州，李二、彭大、赵均用起于徐州。几个月之间，各地纷纷响应。第二年正月十一日，定远土豪郭子兴联合孙德崖等人起兵，数万百姓起而响应。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首领。二月二十七日，起义军攻下濠州后，郭子兴自称元帅。随后，郭子兴据濠州而坚守，号令彰明。
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来信，邀请他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恰在此时，他的师兄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25岁。
刚加入义军朱元璋
从寄人篱下到独立发展
朱元璋入伍后，作战勇敢，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都上交郭子兴元帅，得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不久，朱元璋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总是和朱元璋商量。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于是便把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朱元璋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当时的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毒打一顿，准备杀掉他。朱元璋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从此，两派结怨更深了。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乡募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于是很快就募兵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
这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旱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朱元璋见这些人半年没出濠州城，于是他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统率着这支队伍，朱元璋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定远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
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其亲侄儿朱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取名李文忠）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在朱元璋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所以，朱元璋攻下滁州城不多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
至正十六年（1355年），朱元璋一举攻克了和县。郭子兴即刻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哭，答说是等父亲。朱元璋仔细一询问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事广为传颂，朱元璋深得民心。
此年中，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佑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
朱元璋在浙西驻扎6年，借助覆船山为中心的秘密明教总舵，奉行徽州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迅速秘密扩张自己的实力，这三条战略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实施
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食供应成了问题。与和州相对，紧靠长江南岸的太平、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没有船只。这时恰好两支红巾军的巢湖水军前来归附，朱元璋亲自处理合并事宜。七月间，巢湖水军千余只战舰突破元军封锁抵达和州。朱元璋的步马军登上巢湖水军的船只，从和州东渡长江。到达对岸的采石，常遇春率军冲杀，攻克采石，获得大量粮食。将士想把粮食和战利品运回和州慢慢享用。见此，朱元璋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断绝退路。将士们见无路可退，一鼓作气，在朱元璋率领下攻克太平。进入太平，朱元璋重申军纪，严禁掳掠，有个别兵士犯禁，立即处死，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朱元璋于是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己做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这样，朱元璋便开始了稳固根据地的工作。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乘此机会，朱元璋亲自统率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在第三天，攻破城外的陈兆先军营，其部三万六千人归降朱元璋。但是，朱元璋看出降军心存疑虑，军心不定。于是朱元璋就从降军中挑选了五百名勇士当亲军，在夜里守卫，而自己身边，只留有亲兵统领冯国用一人。
李善长——朱元璋大管家
第二天，降军知道此事，都十分感动，疑虑全消，甘愿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于是，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十天，朱元璋便攻下集庆。朱元璋进城后，下令安抚百姓，改集庆为应天府。小明王韩林儿获报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在应天则设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以廖小安为统军元帅，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
徐达、汤河——朱元璋亲密战友，最后侥幸躲过了朱元璋正面大清洗
次年，耿炳文克长兴，徐达克常州，而朱元璋亲自率众攻取宁国。随后赵继祖克江阴、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陆续攻占浙东余下各地，常遇春克衢州、胡大海克处州，至此朱元璋部控制江左、浙右各地，向西与陈友谅部相邻。
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暂时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至正二十年（1360年），刘基被朱元璋请至应天（今南京），委任他为朱元璋的谋臣，刘基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建策，被采纳。
刘基字伯温，朱元璋重要谋臣，民间有很多他的传说，但是最终死在朱元璋阴影之下
完成了高筑墙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在初期，军粮的解决主要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但是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民心。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几年工夫，到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在1360年，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了积粮，朱元璋明令禁酒，但是其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法犯禁，私自酿酒获利，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杀了胡三舍，有人进谏说胡大海此时正在攻打绍兴，希望朱元璋可以看在胡大海的面子上放了胡三舍。朱元璋大怒，坚决严明军纪，于是自己动手将胡三舍杀掉。
在争取民心的同时，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特别是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朱元璋十分尊重儒士，他曾在1358年召见儒生唐仲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皇朝。
统一江南大败陈友谅朱元璋朱元璋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在于保土割据，张士诚则对元朝首鼠两端，没有多大雄心；陈友谅最强，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
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手下大将倪文俊的部下。后来他杀死倪文俊，并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挟持徐寿辉，攻占了太平、采石。于是陈友谅以为应天唾手可得，就杀了徐寿辉，在采石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接着，陈友谅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平分朱元璋的领地，应天大震。朱元璋只好召集众将商量对策，一时众说纷纭。惟有刘基默不作声，朱元璋于是征求他的意见，刘基认为目前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陈友谅，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虽然陈友谅势力强大，但是他杀君自立，部众离心，人民疲敝，故而不难战胜，只要等他们深入，再以伏兵击之，不难取胜。朱元璋同意刘基的判断，于是设计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于是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陈友谅营中，约陈攻击应天，并说愿意在江东桥作内应。
六月二十三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才发现桥是石桥而非木桥，方知受骗中计。但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奋起攻击，陈友谅大败。朱元璋收太平，占领信州、安庆。陈友谅败逃九江，第二年八月攻下安庆，于是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逃往武昌，朱元璋攻克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这时，中原红巾军发生分裂，力量削弱。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待到朱元璋率军赶到安丰时，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朱元璋只救出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朱元璋率主力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于是率兵进攻洪都。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率领将士坚守八十五天。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朱元璋统兵二十万，进发洪都，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迎战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鄱阳湖水战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至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
陈友谅——为了上位直接杀死自己上司倪文俊、徐寿辉，最终败在朱元璋手里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元旦，朱元璋被百官推举为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1363年张士诚早已自立为吴王，故历史上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三月，朱元璋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陈理最终出城投降。在吞并了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消灭张士诚张士诚早年贩卖私盐为业。元末发动盐徒起义，于1354年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为周，建元天佑。1356年，建都平江。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将东吴的势力赶出江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五月，朱元璋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同年十一月，杭州、湖州先后投降朱元璋，平江成为孤城。于是朱元璋以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战役。
在围城的同时，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来，但在瓜州渡江时悄悄将船底凿漏，小明王沉于江底。接着，朱元璋宣布不再以龙凤纪年，称1367年为吴元年。
平江战役开始时，朱元璋筑墙围城，并造有三层的木塔楼，高过城墙，以弓弩、火铳向城内射击，还设襄阳炮日夜轰击。城内一片恐慌，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张士诚反复无常，贪图享受，对部下也十分放纵。平江被围困的最后一天，张士诚弟弟张士信在城头督战，仍不忘享乐，坐在银椅上饮酒，左右侍奉的人递桃子给他，结果桃子还没到口，恰好一炮打来，脑袋被打得粉碎。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劝降，都被张士诚拒绝。张士诚死守平江，粮尽后，以老鼠、枯草为食；箭尽后，以屋瓦为弹。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初八，朱元璋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则展开巷战相抵抗。最后，张士诚被俘，解往应天。朱元璋问话，他不搭理；李善长问他，他则破口谩骂。无奈，朱元璋只得命手下卫士以乱棍打死张士诚。当时张士诚47岁，东吴灭亡。
满足于割据称雄，没有统一天下气魄，虽然能苟安一时，但最终被立志统一天下的朱元璋消灭
歼灭方国珍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命汤和为征南将军，讨伐割据浙东多年的方国珍。后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进攻福建。同年，方国珍投降。
建立大明至正二十七（1367年）十月甲子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北伐中发布《谕中原檄》，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朱元璋对北伐又作出了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北伐大军按计而行。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粱，然后挥师潼关。朱元璋到汴梁坐镇指挥。
洪武皇帝朱元璋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大封诸将为公侯，部份追封为王。初封六公，其中以五大将、一大臣为开国元勋。分别为：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而后又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战死的丁德兴为济国公，汤和为信国公、冯国用封郢国公。次年，朱元璋于鸡鸣山立功臣庙，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以徐达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华高、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复、茅成、孙兴祖凡二十一人。死者像祀，生者虚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丁德兴七人配享太庙。
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八月，明军进逼北京，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弃城而走，全部逃往蒙古草原。其余库库帖木尔、李思齐等手握重兵勇于内战的军阀，在明军攻来时，全部逃跑。蒙古在中原98年的统治结束，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中国再次回归到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统治之下。同时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
洪武之治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徒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税负，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经过洪武时期的努力，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了，史称洪武之治。
政治中央集权一、中央改革和清理权臣
明初的官僚机构沿袭元朝。朱元璋进行了改革，在中央废除中书省，明初中书省负责天下政务，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胡惟庸势力逐大，威胁皇权。且日益骄横，懈怠政事。于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
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当吏部尚书詹徽令蓝玉招出同党时，蓝玉大呼：“詹徽就是我的同党！”话音未落，武士们便把詹徽拿下，审判官们目瞪口呆，不再审了。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杀死，尔后，就是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胡、蓝两案，前后共杀四万人。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祥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朱元璋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满意地说：“果未骗朕。”
但是到了晚年朱元璋逐步废除了锦衣卫及其特权，以及一些比较残酷的刑法。
二、地方改革
在地方废除行省制，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
打击贪官朱元璋出身贫苦，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所以，登基后在全国掀起了“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首先，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其次，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第三，朱元璋利用残酷刑法处置贪官，采取“剥皮揎草”、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剥皮揎草”刑法，就是把那些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放在处死贪官后任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则，这个“臭皮统”就是他的下场。这种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力量，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对于那些受贿人员全部处理。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和《醒贪简要录》。《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第六，允许民间百姓上访。明朝允许百姓扭送不法官吏。如果明朝官吏在征收税粮以及摊派差役作弊曲法，百姓可以向上级官吏举报，也可以直接扭送。对于封建时代而言，完全打破了一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惯例。赋予百姓直接查送官吏的权力，是中国几千年法治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创举。上访，在明朝，受到了朝廷的保护，不仅如此，对于应当接访而没有接访处理的上级官员，亦要依法论处。
此外，朱元璋在午门外特设“鸣冤鼓”，民间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讨不回公道，可上京击鼓直接告御状。
朱元璋以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未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未根除，晚年只能发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哀叹。
朱元璋当政31年，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
李善长号称朱元璋的萧何，但是最终结局比萧何惨多了，李善长连同其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并处死，年七十六岁
勤政廉政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称帝后，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朱元璋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军事建制在军事上，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集于皇帝之手。
北伐残元明太祖北征是明朝建立后针对北元的八次军事行动。
经济与民休息明朝伊始，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1368年，外地州县官进京，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重要的是休养生息”。
朱元璋还鼓励开垦荒地，1370年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明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军粮基本上自给自足。商屯是指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就地交粮，省去了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商屯的实行，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开发了边疆。
轻徭薄赋朱元璋深知灾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即位后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的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型的租税蠲免。洪武二年是明初第一次大规模地蠲免赋税。之后的三年、四年、九年，也曾在应天、河南、北平、山东、江西、两浙等地陆续蠲免赋税。到洪武二十四年统计时天下田土，已达到3，874，746顷。
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在朱元璋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兴修水利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到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987处，疏通河流大约4162道。
移民政策明初，由于连年战乱，加上疫病流行、河水连连泛滥，中原人口锐减，而山西却未经大战，人口稠密。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人口相加，还不及山西人口的一半。中原大地赤野千里，人迹罕见。为此，朱元障下决心从山西大规模移民整修河堤、恢复盐场、发展生产。
洪武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迁移行动，涉及人数达百万之众。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旷古绝今。洪武移民不仅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空间，而且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交融交换，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照应，为大明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为汉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化紧抓教育朱元璋从元朝灭亡中看到，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登基后，就采取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
有一次退朝后，朱元璋召儒臣谈论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能与皇帝议论国事，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
对待“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
兴科举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文科考试内容主要局限于四书五经，考试文体通用八股文，虚内容而重形式，因而明代科举制又称八股取士。
民族朱元璋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内部通婚，明代回族没有优待身份。但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以及明皇室关于修建清真寺和保护清真寺宗教职业人员的谕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回族的宗教生活。
社会养老政策朱元璋对天下老年人施以尊重，颁布诏书和法令，规定每地要善待老人，并让县官定期送去米面衣物进行慰问。朱元璋怕执行不力，就又叮嘱礼部尚书，要以皇帝的名义再次重申一下这项政策。
为了让居家养老者有人服侍，洪武六年规定：“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令一子侍养，免其差役。”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让70岁以上的老人安度晚年，国家允许老人的一个儿子免于服役。
对于那些孝敬老人的人，朝廷不但给予精神表扬，还给予物质奖励，赏赐衣物，发放奖金。而且，这些孝子孝女年老时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当他们年届60岁就可以享受普通老人80岁时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如果孝亲模范不幸成为孤老，那么他们在家就可以享受到在养济院的同等待遇，当地养济院会每月按标准把钱粮送到他们家中；去世后，政府还会发放三两银子作为丧葬费。
在朝廷的要求和带动下，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风气，赡养老人的要求也渗透到各地家法族规之中。被朱元璋称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郑氏的《郑氏规范》是中国传统家法族规的代表作。
社会福利朱元璋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最好的时期。免费养老院（养济院）、免费医院（漏泽园）和免费公墓（养济院）统统出现了。朱元璋还曾经试验过“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试点，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
抑制商人为了贬抑商人，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限制。
朱元璋另一面——屠杀功臣勋贵的逻辑
朱元璋第一次诛杀功臣，是从廖永忠开始的。之后一路杀下去，基本上就是按照私人关系的远近了，关系越远，被杀得越早。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的濠州旧部，还继续扩大着优势地位。直到朱元璋这一朝终了，功臣都被杀得差不多了。
要是说起历史上诛杀功臣最多的皇帝，大家想都不用想就能说出来是朱元璋。在明朝的开国元勋中，最后幸存的寥寥无几。基本上，都被朱元璋杀光了。那么，朱元璋杀这些功臣的先后顺序有没有玄机呢?
论功行赏也有玄机
朱元璋最早是因为参加红巾军起义，然后势力一路做大，最后做到了皇帝。有一场战役非常关键，那就是渡江之战。
当时起义的义军被元朝军队围困在长江西北，眼看就要断粮，而长江对岸的芜湖，正好是盛产稻米的地方，朱元璋当即就决定，摆脱元军包围，东渡长江，到长江对面吃米去!而要到长江对面，船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朱元璋的部队，缺少的就是船。要不说该着朱元璋成事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廖永忠的起义军首领带领他的部下前来投奔朱元璋。这个廖永忠所带领的部队，正好是一支精锐水师。有了他们的加入，朱元璋带领部队，顺利渡江。
这一战，在朱元璋的心里分量非常重。在他当上皇帝之后，明朝的官场派系，以这一战为分界线，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三大派系:
第一是之前一直跟随朱元璋的濠州红巾军旧部，这是和朱元璋私人关系最亲密的第一圈层，战功赫赫的常遇春，就属于这个梯队。身处这个梯队中的人，不管是战功赫赫，还是战功平庸，都是朱元璋封侯的首要考虑人选。
如朱元璋曾说:“御史大夫汤和……嗜酒妄
杀，不由法度。赵庸……乃私其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向，以徼封爵。佥都督郭子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纪律，虽有功劳，未足掩过。此四人，止封为侯。”
所谓“止封为侯”，言下之意即四人皆有封公资格。其实，汤和、郭子兴两位濠州旧将功绩平平，只是资历特深，而确实劣迹斑斑。赵庸、廖永忠两位巢湖旧将，则全凭战功，“私其奴婢”“徼封爵”等罪名，明显是欲加之罪。封侯同时，有六人与诸侯同受重赏但不得封，前二人就是来自巢湖水军的汪兴祖和金朝兴。显然，同为“江北旧人”中较晚加入红军者，巢湖水军受到了刻意的压制，与常遇春等江北新红军的待遇相去甚远。
第二是渡江之前前来投奔的廖永忠的巢湖水军，这个圈层之内的人虽然也在封侯时有一席之地，可要是跟他们所立的战功比起来，实际上是受到了压制。我们看廖永忠，虽然战功远远超过濠州旧部，但是在封侯的时候，却排在众多战功平庸的濠州旧将的后面。
然后就是渡江之后，在朱元璋当皇帝已经毫无悬念形势下前来归降的各路降将，这个圈层的人在封侯中有份儿的，要么依靠战功，要么依靠率领大队人马归降，整体和朱元璋的私人关系比较单薄。
后来论功行赏时，就是按这些人和他建立主从关系的早晚。越早，朱元璋成事的趋势越不明显，在朱元璋地位稳固之后的封赏就越大;投奔朱元璋的时间越晚，他成事的趋势越明显，之后得到的封赏就越低。
功高位重难免首遭清洗
诸臣与朱元璋的圈层关系，不仅影响到勋贵在国初得到封赏的情况，对于其后的胡蓝党案等一系列屠戮功臣的过程，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为了表忠心杀了朱元璋的名义领袖韩林儿，给朱元璋留下了险恶印象，成了朱元璋清洗第一人
明朝建立后首次杀戮功臣，是洪武八年杀廖永忠。其原因先后有僭越、受杨宪牵连、杀韩林儿等多种说法。廖永忠在杀邵荣、杀韩林儿这两次最重要的政变中，都扮演关键角色。他不是濠州红军旧将，与邵荣、韩林儿本无渊源关系，而作为“归附”者中的头号人物，在关键时刻的姿态至关重要。“他的被杀”，隐隐展现出“归附”者功高位重而不免首遭清洗的前景。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三大衙门的最高官员，除右御史大夫安然被斥还乡外，其余均遭杀戮。其中，胡惟庸、毛骧、陈宁、涂节、汪广洋、安然、丁玉等，皆为渡江后加入红军者。他们或是投奔朱元璋较晚和“归附”的濠州人，或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非濠州人，皆非濠州从军者。案发后，中书省与大都督府被取缔，御史台则由勋贵之首李善长出山控制。可见，胡惟庸案中，皇帝并未打击“淮西集团”或任何勋贵，而是清洗了取代勋贵重职的新锐官员，可以视为以濠州从军者为主导的勋贵集团对新进官员的胜利。
无论是否有造反野心，胡惟庸都会成为朱元璋巩固皇权牺牲品
胡惟庸案后，渡江后归附者朱亮祖、胡美被杀。而此前，濠州从军者华云龙、与朱元璋同村的周德兴虽犯下与之类似的罪名，但均获从轻处理;其他濠州从军勋贵也有犯罪降调者，但无一遭到诛杀。渡江后归附者得封侯，多依靠率领大股部众来降，少数如杨璟、傅友德是靠征战之功，而康茂才、朱亮祖、胡美等三人则两者兼备。康茂才是作为集庆路守将投降的，所部“连家属数十万口”;朱亮祖所部十分强悍，投降前多次重创红军;胡美所部则是陈友谅在江西全省的势力，部下于壬寅年发动南昌叛乱，红军损失惨重，朱元璋仍惮胡美而“特宥之”。至此，康茂才前已病卒，渡江后归附的三股最强势力的首领全部离世，江北归附者对旧部有影响的人物也只剩南雄侯赵庸一人。
总之，从洪武三年封赏勋贵到洪武二十三年诛戮胡党的二十年间，明初勋贵集团中的濠州从军者持续扩大着优势地位，未受任何触动，而归附者中带来大股部众且战功卓著的几位勋贵则遭消灭。
关系越远，被杀得越早
洪武二十年、二十一年，明朝发动两次大战，彻底击败了北元实力，勋贵集团的利用价值不复存在。洪武二十三年，胡党案爆发，李善长、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被杀。而陆聚、黄彬、郑遇春的结局，不见于《明太祖实录》，三人若非与李善长等同遭杀戮，即此前已死而遭追论，洪武二十三年已不在世。
此时，洪武三年所封勋贵大多已经死亡，勋贵的主体已是袭封的子侄和新封侯者。朱元璋公布追论已死的胡党分子，有胡美、顾时、陈德、华云龙之子、王志、杨璟、朱亮祖、梅思祖、金朝兴。钱谦益指出，其实还有邓愈之子、吴祯、俞通源、薛显、吴复。由此，胡党案牵连勋贵共二十二家，他们的子孙或遭屠灭，或受牵连。
其中，二十家来自洪武三年所封公侯，另外的吴复、金朝兴，恰恰是洪武三年曾遭压制、后来才得封侯的两位甲辰年指挥，而其他新封勋贵无一受到牵连。这次大屠杀的目标很明确，只是建国初期的老一辈勋贵及其子孙。
朱元璋与勋贵集团之间，并非一贯的对抗、打击关系。在君权极端膨胀的背景下，朱元璋仍然长期扶植、利用、保留了与自己有密切私属关系的部分勋贵。于是有浓郁“濠州”与“从军”色彩的派系，与君主互相借重，一直构成明初勋贵集团的核心主体。明初卫所的兴衰，乃至君臣之间、文武之间的兵权分配等制度现象的演变，都是在这个派系背景下展开的。
由此可见朱元璋诛杀功臣的顺序，也非常有意思。朱元璋第一次诛杀功臣，是从廖永忠开始的。之后一路杀下去，基本上就是按照私人关系的远近了，关系越远，被杀得越早。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的濠州旧部，还继续扩大着优势地位。直到朱元璋这一朝终了，功臣都被杀得差不多了，这个格局基本上也没怎么改变。
蓝玉——本来是朱元璋留给太子朱标一把刀，结果朱标早逝，蓝玉就成了皇太孙朱允文的威胁，最终被朱元璋清洗
朱元璋分封藩王——直接造成靖难之役并最终拖垮明朝
说起明朝的藩王制度，大家都觉得朱元璋设立的这个制度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起初，朱元璋的想法很好，他想要利用这些藩王拱卫中央朝廷的统治，并让他们镇守边疆作为朝廷的篱笆，这一点可以从朱元璋在洪武三年的一封诏书中可以看出：“然治天下之道，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
在朱元璋的思想里，外人再亲，也不如自己人亲，与其用那些武将镇守边关，还不如用自己的子孙后代，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朱来。但是，朱元璋没有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子孙之间的亲缘关系日渐疏远，上百年后，他们也将与外人没有差别，甚至有更坏的作用。因为这些人的身份不同，他们身上也留着朱元璋的血脉，如果他们起兵造反，比那些外姓人更加具有影响力和迷惑力，历史也多次证明了这些藩王并非没有这样的野心，比如燕王朱棣、汉王朱高煦（朱棣次子）、宁王朱宸濠等。
朱元璋分封图
然而，除了这些直接的危害以外，明朝的藩王带给朝廷间接的危害更加严重，甚至直接拖垮了明朝的经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比如，不断增长的藩王家族人口，而且这些藩王的子孙们也有爵位继承，既然有了爵位，那么自然就要享受相应的待遇。比如藩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那么其他王子则被分封为郡王，郡王的嫡长子继承郡王爵位，其他儿子为镇国将军。以此类推，镇国将军下面还有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和奉国中尉，这些爵位的食禄（工资）从一万石到两百石依次递减。因为明朝藩王不能参政，所以他们的繁殖能力很强，由此可见，他们每年要消耗掉朝廷多少粮食。
除此之外，藩王的一项特权比这些食禄更加致命。皇帝会赐给他们大量的庄田，而这些庄田只需要缴纳很少的税收，这就导致了一种情况——很多小地主和自耕农把自己的土地投靠到藩王名下，以逃避税收，或者藩王们主动去兼并一些耕地，最终导致国家能够征收税收的耕地越来越少，国家收入也就越来越少，最终导致入不敷出。
庄田
万历三十四年，四川巡抚孔贞一上疏称：“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可见，蜀王占据了成都平原耕地的十分之七之多，而政府在这些土地上只能征收少量的象征性税赋，其他收入都为王府或者相关官员、乡绅所有。不仅仅蜀王如此，其他藩王也不遑多让，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占地四万公顷，万历皇帝最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也得到封地两万公顷，其他的瑞王、周王也都占据大量耕地。
潞王朱常淓
这些藩王占掉的都是肥沃的土地，一方面使得国家收入锐减，另一方面也让百姓们无法种出足够的粮食，一旦出现饥荒和战事，就会导致了国家没钱赈灾，也没军饷可发，这就是明朝最后灭亡的原因——一方面没钱赈灾，导致更多灾民加入起义军队，另一方面，没有军饷，导致军队哗变、甚至加入农民军，自然也无力抵抗北方的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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