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彦姝个人资料:“要有胆量,才能生活得自如”

内容摘要吴彦姝1938年出生于广州,大半生都在山西话剧院工作,73岁后来到北京独闯影视圈,开始频繁在影视剧中露脸。 (受访者供图/图) 几年前,吴彦姝接到一通电话,是山西话剧院的老同事打来的。她在电话里说:吴彦姝,我现在还记得你,给你打个电话,没

吴彦姝1938年出生于广州,大半生都在山西话剧院工作,73岁后来到北京独闯影视圈,开始频繁在影视剧中露脸。 (受访者供图/图)

几年前,吴彦姝接到一通电话,是山西话剧院的老同事打来的。她在电话里说:吴彦姝,我现在还记得你,给你打个电话,没准过几天,我忘记了你,你就再也接不到我的电话了。

那是一位比吴彦姝年长的演员,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退休之后,她们接触很少,吴彦姝搬到北京后,大家都是电话联系。说这句话时,对方的语气很平静,“好像没事儿人似的”,她给许多朋友打电话,说我还记得你。“但是我知道,她心里很痛苦。”吴彦姝说。

北京初秋的傍晚,天空像深蓝的扎染,84岁的吴彦姝已经工作了一天,脸上却没有一丝疲态,两鬓的发丝整洁。她穿一条黑色真丝裙,胸口别了一枚绿色羽毛胸针,端着粉色的保温杯走来走去,一朵朵小梅花在裙摆绽开。

在最近上映的电影《妈妈!》中,吴彦姝演了一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家属。她和女儿都是大学教授,丈夫去世后,母女相互依偎,扶持生活。当65岁的女儿患上阿尔兹海默症,85岁的年迈母亲成为唯一的照顾者。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吴彦姝凭借《妈妈!》获得天坛奖最佳女主角奖。人们发现这是一张熟悉的面孔:《流金岁月》中蒋南孙的奶奶,《又见奈良》中孤身赴日寻找养女的奶奶,《相爱相亲》中抗拒迁坟的乡下姥姥。

电影上映后,吴彦姝很忙碌。每个通告结束后,休息上几分钟,就要进行下一个。晚上回家后,她和女儿视频通话,念媒体发来的提纲,准备之后的采访。她一边念题,一边试着回答,女儿帮忙在电脑上打字,某个问题该怎么答,有时还会讨论一番。

84岁的吴彦姝身边,最紧密的亲人是女儿和外孙。她在生活中保持一种全然独立的状态,独居,每周和女儿、远在英国读博的外孙视频。1938年,吴彦姝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国际金融,曾于中山大学任教,母亲也是大学生。因为父亲一句“子多母苦”,吴彦姝成了那个时代罕有的独生女。

27岁时,吴彦姝是山西话剧院的演员,她最著名的角色是刘胡兰,多次到人民大会堂表演,还受到周恩来接见。退休后,因为要照顾患病的家人,吴彦姝很长一段时间远离了舞台。

父母和丈夫相继去世后,吴彦姝被女儿接到了北京。这时,一个意外的邀约,彻底改变了她的晚年生活。2011年,张纪中导演的电视剧《西游记》开拍,制片人是吴彦姝在山西话剧院的旧识,对方找到她,请她饰演剧中的毗蓝婆菩萨。

73岁的吴彦姝在影视圈正式“上岗”,从小角色演起,接受群演头头的使唤。人们发现,这位女演员有最真实的皱纹,邀约纷至沓来,吴彦姝渐渐有了会被人记住的角色。影视剧中常需要工具性的“奶奶”角色,而吴彦姝的金句是,哪怕演奶奶,这个奶奶也得和那个奶奶不一样。

谈话时,吴彦姝把手轻轻放在脸颊边,仿佛也在打量着提问的人。说到平时做俯卧撑的习惯,她起身走到旁边的椅子前,俯身便示范了两三个。谈到动情处,也会忍不住掉眼泪。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拿奖时,一同上台的奚美娟说,这个奖是对中老年女演员的鼓励。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吴彦姝也提到,从2015年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担任配角以来,自己饰演的大多是配角,由老年女演员担任主角的剧本很少见,“本来老年人的戏就少”。

“关于中老年演员的话题一直被讨论,就我了解,行业中四十岁演奶奶的不在少数,如果是单纯的塑造形象没问题,但如果这成为一种趋势或者被默认的趋势,那就是问题。吴老师和奚老师作为双女主出现在大银幕上并得到观众的尊重和喜爱,这是非常好的证明和典范,女演员艺术生命常青。”导演杨荔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以下是根据吴彦姝专访整理的自述:

原以为两个老年人支撑不起来

我是首映礼那天,才第一次看《妈妈!》。

因为用的现场音,我没有去配音,所以一点也没看过。最开始,我设想这部戏是两个老年人,可能支撑不起来,会拖拉,审美疲劳。但那天美娟坐在我旁边,我们都没有这个感觉,能看下去。我女儿的票在后面,她得先去上班,就给我发消息说,妈妈,挺好的,我也掉了眼泪。

我女儿是编剧,很容易挑毛病的,经常会给我说,妈妈哪个地方演得不好,妈妈你哪个地方演得不真实。回去以后,我们也讨论了一下,她说没想到这个戏这么顺当。北影节拿奖,因为是录播,不是直播,他们也在等待。我回去之后和他们视频,听说是我拿奖,他们也没想到,觉得好奇怪,真的是你吗?

因为国际电影节,好演员太多了,轮到我的头上,就没有想到。我的外孙在英国,他拿了一个杯子,我女儿已经准备好了红酒,我家里有张艾嘉导演送我的红酒。因为我嗓子哑,就用高脚杯,倒了一点点意思意思。

拿奖那天,我和美娟一直拉着手,到了电梯里面,快要到房间,已经很晚了,她也很累了,我是回房间卸了妆要回家,她从上海来,就住在那里。我说是她成就了我,她说妈妈你太客气了,你怎么会这样讲。她肯定要否认,其实是真的。

不是说她的角色立起来后帮助了我,是我们俩在演戏时,互相碰撞出的即兴的东西。我们两个人互相把那段戏托起来了,这样互相成就,有一些戏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完成的。

导演最初找到我时,这个戏还没有剧本,她自己在那里讲。听起来倒是挺新颖,人物关系也很新颖,但是没看到剧本,我们不敢定。后来她发来剧本,我家里有事,就没有接。她又去找女儿(的扮演者),找来找去,最后定了奚美娟。我想定了奚美娟,我可以演了,因为我喜欢奚美娟,正好家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在家照顾过生病的亲人,他们都是安静的病人。但在戏里,我的这个女儿是狂躁的,又咬人,有时也抑郁。家里有了病人,都是希望他的病会好转。一开始,还抱着这样的希望,当她一叫妈妈,就觉得她又认识我了,特别开心,但是当她狂躁时,真是绝望。

这种病是一种渐渐的忘记,比生命终结一瞬间的忘记更令人痛苦。她会慢慢忘记朋友,忘记家人。当然更痛苦的是家人,又要照顾好她,又要眼看她一点点忘记自己。我觉得这个戏能给大家一个警示,让大家重视起来,家里有这样的老人,他有了疑心病,谁偷了我的东西,或者老人性格变了,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

母亲这个人物有一个很大的反转,开始她是依赖女儿的,是作的,听了女儿有病以后,要锻炼身体来照顾女儿。女儿的病有时给你希望,有时给你极大的绝望。到了后来,自己也得了帕金森,也可能要离去了,很无奈,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周夏那个角色的出现非常好,给了这个家庭一抹阳光。

雨中那场戏,就很绝望,但我有点遗憾。因为一抬头雨一淋,那个过程给淋没了,让人觉得我一直在流眼泪,不是的,一开始是这个人在想很多事,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是一抬头淋雨,大家就只看见眼泪和雨了。

吴彦姝和奚美娟在《妈妈!》中饰演一对母女。65岁的女儿患有阿尔茨海默症,85岁的母亲是唯一的照顾者。 (受访者供图/图)

“导演老说,你厉害一点,再厉害一点”

1956年,我高中毕业。有一天,我拿了一份报纸回家,上面有山西话剧院的招生简章。爸爸跟着我看,一旁的妈妈说,别去做演员,还是好好念书,做大夫。我爸爸当时就说,行行出状元,让她去吧。

他们讨论的过程,我不在场。等他们俩统一了思想后,爸爸来告诉我,考上了你就去,考不上就学医。我爸爸医学院工作,我们就住在那里。我当时特别惧怕学医,老看见医学院进来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学什么都要解剖。我特别害怕,父亲也很理解我。

(注:1960年代,为了饰演刘胡兰,吴彦姝来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住在老乡家中,有半年的光景,每天同刘胡兰的母亲一起下地,做农活,听她讲刘胡兰的故事。天冷了,吴彦姝得了感冒,许久未好,老乡便用萝卜皮给吴彦姝烧水喝。带着对当地农民的情谊,吴彦姝回到剧院。《刘胡兰》排了整整三年,上台之后便全国巡演,最多时一天要演五场,连演一个月,场场座无虚席。)

1970年代,话剧院演员多,导演少,选了我去做导演。你说那么年轻就不再做演员,会不会遗憾?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些概念,都是服从,没有那么多纠结。领导选了我,是一种荣誉。

我们剧院还有老导演,有一部大戏,我是跟着老导演学的。有时老导演不来,我导完他会来看,哪些地方不行,他就会修改。就这样,我导了几部戏,也导过两部电视剧,还跟谢晋导演学了一个戏。我不知道怎么剪辑,后来请了谢晋导演的剪辑来,坐在那里一点点学,等到学会,我也退休了,有时院里还会把我叫回去跟戏。

后来到了北京,因为张纪中版的《西游记》,才有别的演员统筹知道了,开始要我的电话。他们觉得一大段台词的戏,要找话剧演员来演。当时我七十多岁了,很多角色都是特约演员,有一个是教师,一大段台词,翻页的,站在台上给学生讲。我就认真去分析,那一段台词是什么意思,怎么让这些同学们能够共鸣。

慢慢地,我开始有了一场戏、几场戏,后来才到了《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有一次《相爱相亲》的副导演问我,你以前是哪里的,我说山西话剧院的,他说山西话剧院我认识很多人,怎么没有人提到你?我说因为我在导演的行列里,很长一个阶段是没有人找我演戏的,人们不知道,都叫我吴导吴导,谁也不会推荐我去演戏。

做导演的经历,让我对角色的理解更深了。因为演戏时,我只用考虑自己的角色,但做导演,我要给演员做示范,也要给演员讲戏,所有角色我全要分析,刚才哪一点不够,应该怎么去加强,包括比较有戏的群众演员,我都要给他分析到。所以我现在拿到一个角色,在分析角色上是能够驾驭的。

美娟的表演是教科书级的,我一直看她的片子。我觉得她演戏真是钻到人物心里去的,每个片子也都很有区别性。那种很自然很深刻地去揭示人物的内心,她是做得很好的,而且台词处理得特别好。她这个人亦正亦邪,可以演很正的角色,一个严厉的妈妈、律师、法官,也可以演特务,什么角色她都能驾驭。我就不行,像恶婆婆那样的,我就驾驭不了,演不出来。

我们这个职业是被动的,导演不会选我(演恶人),我也设想过,万一要找我,我会不会演?我觉得我驾驭不了。比如像《流金岁月》里蒋南孙的奶奶,按照小说的话,那是很恶的一个人。剧里我前面对媳妇也很苛刻,导演老说,你再厉害一点,再厉害一点。但是因为导演最后要把南孙的奶奶拉回来,更柔和一点,所以他会找我来演。

因为我的生活中,没有观察到这样的人。我没有兄弟,所以家里没有嫂子,母亲也不会像恶婆婆对待儿媳妇那样。小学时,我在上海读教会学校。(注:吴彦姝曾在《可凡倾听》中说,那时许多同学的家长开车来接孩子,身上都有旧时代的烙印,会重男轻女,)但她也不会表现出来恶,对孩子也是很爱的,妈妈来接你了,快来,宝贝呀。

我只是看别人演,但我不能重复,照搬别人的表演。我得有自己的生活依据,看到一些真实的人物后,再去设想这个人物,只有当我感受到这些人物,钻到人物的内心,才能驾驭这样的角色。

吴彦姝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是那个时代罕见的独生女。如今她保持独居,每周和女儿、外孙视频通话。 (受访者供图/图)

“84岁了,敢不敢吊她威亚”

我在家不会睡懒觉,因为老年人觉少,到时候就醒了。起来后,我会在床上踢腿,120下,踢完铺上瑜伽垫,做平板支撑,做燕儿飞,这一套做完就吃饭,下面就玩,跟女儿约,你今天上不上班,不上班我们两个人出去吃什么,看电影,玩,有时她有事,有时我有事,我们就各干各的。

我现在一个人住,很独立,这和家庭教育有关。我的父母告诉我,一个女孩子要独立,不管年轻还是老了,都能自己生活。

你说《妈妈!》里有很多危险动作,我女儿看了会不会后怕。她对我很了解,知道我就是能爬高上低,我在家里也爬楼梯,爬上去用掸子擦擦灰,换个灯泡。像这个椅子,只要它是结实的,我就敢一步跨上去。

我觉得要有胆量去干,才能生活得自如。像水放在门口,我女儿来了,要帮我提过来,我说放在那里,你提上两次以后,我自己就提不动了。在山西,我曾经看见一个很老的人在拉车上坡,当时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就上去推他,因为我的手臂有力量,我知道我能推着他上坡。

我也不是要强,只是能自己做的,我就自己做。但我对自己的身体和能力是有估计的,做不了就不做了,我都八十多岁了,干嘛去冒这个险。

谁会不担心得病呢,你也担心,他也担心,我也担心。但我觉得要有平衡自己的能力,从膳食和情绪方面都要做到平衡,如果天天老吃大肉,那肯定会得病。我觉得做好自己,锻炼好身体,膳食平衡,心情愉快,就会少得病。

我父母他们都是这样,但是我父亲生病后,他很乐观,他一再嘱咐我,到了最后不要乱抢救,不要让他痛苦。所以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我的先生也是这样,我的先生是肺气肿去世的,在最后他们要用电击,是我制止的,我觉得电击了让他多活几个小时,没有意义,而且他会痛苦。

现在不拍戏时,我在家不枯燥,看电影、插花、玩娃娃,跟女儿两个人约着出去吃饭,我一天忙着呢。什么电影我都看,他们说那个电影好糟糕,我就要去看看,糟糕在哪里。我的助理是90后,我经常问他,你现在在看什么,有的时候觉得挺好看的,也适合我看,有时候就觉得是小孩子看的东西。

我喜欢日本的树木希林和韩国的尹汝贞,有时候我对着遥控说,“树木希林”,就会出来一堆片子,我也不记片名。因为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看整部戏,我更多是看她的表演,有时她只出现一两个镜头,我就会快进过去,找她大段的戏。

我会去看她怎么处理,比如婆媳关系、和儿子的关系。有一段好像是儿子吸毒了,这是很特殊的人物关系,我就看一看她的表演。她开始是不太愿意明说,只是讲别人吸毒怎么不好,用这个办法来教育儿子,但儿子没有理会,即便他知道妈妈在说他,他也照样吸。第二次她就直接说,我知道了你在吸毒,儿子便否认了。第三次是儿子承认了,她教育他。第四次就把儿子送到了戒毒所。她的递进把握得非常好。

我这个人是胸无大志,只管做好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比如采访,我就把它做好,我认真地回答每一家提出的问题。我不会去设想,希望好莱坞来请我,我要拿一个奥斯卡,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什么样,导演选择了我,我演好我的角色,不管主角、配角还是特约演员,我都认真地演。

我想去学车,现在太忙了,但我是一定会去学的。等熟练了之后,我想开到延庆玩一趟。去西藏也是我的愿望,他们说,坐火车去俄罗斯、新疆、西藏都有很美的风景线。但我不可能自己开车去,不可能开到很远,去周游世界,总归是84岁了,还是要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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