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是生命的最极端的形式。司马迁就是一个充满生命激情的人。他一生“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游江淮”。在那样一个交通不便的时代，这需要多大的生命激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与热情，尤其是持久的热情，是衡量一个人生命力的尺度。
二十出头的司马迁，在他踌躇满志地仗剑漫游天下时，他已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最有见识、最有思想，或者说，最具思想家素质的人。他是继贾谊、晁错以后，又一位年轻的思想家。
司马迁 图片来源：360百科
到了郎官任上，他感激涕零，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是他天真淳朴的个性表现。在那个意气风发百舸争流的大时代，他免不了也兴高采烈，摇旗呐喊。此时，他的心思已不在书上。或许他已读完了那个时代民间所能找到的书，一些大的学问他也已精研过了。他又不是一个白首穷一经的学究，他毫无做一个博士的兴趣。书斋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书斋外面的人物也太风流了，行动的魅力远胜过玄思，剑锋的威力远胜过笔锋。他所关心的乃是那些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叱咤风云的人物，暗自羡慕着他们的盖世功业和绝世风采。面对着那些“赴公家之难之人”“伟烈奇杰之人”“有国士之风之人”“有奇功于世之人”“奋不顾身徇国之难之人”“倜傥非常之人”，他的心胸风云激荡。
三十四五岁，他如愿以偿：奉使出使巴蜀，去了结唐蒙、司马相如都没能解决好的西南问题。司马迁此行，兴致很高，也颇自信。在他看来，大约与张骞之远征漠北，方向不同，事则相类，功宜相当。总之，直到此时，他都在谋求着自己人生功业的辉煌，他的人生目标，还在于追求“立功”。
就在他远从西南风尘仆仆往回赶时，这边的长安城里正进行着让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已的大事：封禅。在经过一番准备过后，汉武帝带着十八万骑兵，旌旗招展数十里，浩浩荡荡地向泰山出发了，偏偏把一个使命感极强、自尊心极强的人物丢在了洛阳。这个人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这么一件历史大事，有记事记言之责的太史令却不能亲与其盛，司马谈是何等绝望、何等自责与惭愧？他一病不起，奄奄一息。司马迁来不及去武帝那儿复命，报告他的成功，急忙赶到父亲的病榻旁。就在这病榻旁，司马迁受到了双重的打击：父亲的垂亡，以及自己人生目标的转向！
在病榻旁，司马迁无法拒绝垂死的父亲，更无法拒绝由父亲交给他的伟大的事业——为这个大时代，完成一桩绝大的使命：论载“天下之史文”！
《史记》图片来源：360百科
三十六岁，他正当盛年，立功事业刚开个好头，前程似万里长江之初发，生命如蓬勃春花之绚烂。但是，他必须收敛其花瓣，内敛其热情，蛰伏其雄心，宝剑入鞘，骏马卧槽，无论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官场多炫赫，疆场多壮烈，他必须寂寂寥寥，年年岁岁，青灯古卷，石砚羊毫。
这个心路历程定是艰难曲折。
三年之后，元封三年（前108年），他由内廷的郎官调任为外廷的太史令。司马迁终于做出了他最艰难也最重要的选择，他从官僚系统的主干上退下来，一如当今的官员从实权部门退到地方志办公室。他终于摒弃了诱惑，排除了干扰，去“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了。对这样巨大的文化事业，他终于明白了，“小子何敢让焉”！
他隐隐地觉得了自己的真正使命。汉家开边拓地的人物很多，但像他这样能洞察全人类命运、梳理人类历史的人物，却绝无仅有。从他个人来说，若去立功，他可能成不了一流人物，但若他转而去做史官，他反而能做出旷古及今第一流之成绩，他将成为他的时代的最大光荣！
做了太史令，便可以遍览皇家藏书，以及那些政府档案，“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个“紬”是缀集、整理、辩证、考订、弃取、译解诸意的总和。以司马迁的功底，他做得得心应手，这是为著作《史记》做资料的准备工作。大约三四年的工夫吧，这个工作顺利完成。太初元年（前104年），四十二岁的司马迁倡议并参与了历法改革，创立了有名的“太初历”。这是一部指导未来的大书。同时，这也是一个理顺历史的大工程，有了这部太初历，以前的历史就可以确定其坐标了。
因之，随着太初历为武帝正式诏颁天下，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也开始写下了最初的一个字。对历史的总清算就在那样一个不为人知的夜晚，在司马迁的羊毫笔下开始了。
就在他的创作进行到第六个年头时，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了援救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为李陵辩护，武帝大怒，下司马迁狱。第二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被判死刑。
汉武帝早就对司马迁不满了，他一直在找机会收拾司马迁！
汉律，死刑可以用钱赎，也可以改施宫刑。钱，秩比六百石的司马迁是没有的，亲朋好友们如何呢——“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既没有帮他出钱的，也没有帮他求情的。看来他只有独自面对那些冷酷的刀笔之吏，在死刑与宫刑之间做着无比艰难的抉择了！
《史记》写到一半，司马迁面临着这样的生死抉择。
那柄小小的刀子在眼前晃动。是抓起它，闪电般地了结自己的一生，一了百了，还是对它投以轻蔑的一笑，挥挥手，拂去它，忍辱负重，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这一年他四十七岁，早已不惑而届知天命，以他的学问与境界，早已视死如归。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什么？因为“用之所趋异也！”如何使用这死的权力，何时使用这死的权力，乃是决定死的价值的关键。
如果他此时死了：
“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他人微位轻，死了，也没有人注意到他。
“不能与死节者比”
——现在去死，不是死于节，而是死于罪。人们会认为他是由于“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不能死！
但活着总要有个理由，或者说，在遭受极辱时仍隐忍偷生，必须有其代偿物，这就是《太史公书》的创作。
司马迁赏识那些轰轰烈烈的死，也歌颂那些隐忍就功名的生。他喜欢屈原、项羽、李广这样的掷生命如碎碧玉的壮烈；可他也喜欢伍员、勾践这样的保生命如保青山的坚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在伍子胥传后，司马迁议论道：
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这就是在说自己啊！
一篇《报任安书》，通篇就写一个字：辱！
极辱之痛，忍辱之难，偿辱之志！
有辱，必有“偿辱”。司马迁“偿辱”之法，不是揭竿而起，铤而走险。他是文人，他的“偿辱”，就是那未竟的名山事业！
《史记》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三年后，随着李陵冤情的洗雪，司马迁也走出监狱。五十岁了！知天命之年了！
在血水中洗过的司马迁，双目炯炯。他的思虑已非常人可比，他的见识之高，在中国历代史家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的浪漫情怀，为现实之残酷所折辱，如同一树婆娑而为秋风掠夺，却恰好删繁就简，真骨凌霜，苦难流；他的多爱品性，为专制之铁蹄所践踏，如同一池荷花而为严寒凋杀，又正似去伪存真，傲枝听雨，艰苦卓绝。他的眼光更辛辣，心智更深沉，而文字手段臻于炉火纯青。
司马迁以其删繁就简，去伪存真清洁淳朴的精神，与其清洁明净的语言，成了中国古代史书里的光彩和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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