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八个结拜兄弟都是谁?从史料中又找到六个,却可能一个都不对

内容摘要在电视剧《风筝》中,只出现了“军统四哥”徐百川和“鬼子六”郑耀先,“八兄弟”中的另外六个哪儿去了,这一直是一个谜。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从军统档案和军统特务的回忆录中去寻找那六人的姓名和结局——本文找到的六个人,可能一个都不对,真正可能与徐百

在电视剧《风筝》中,只出现了“军统四哥”徐百川和“鬼子六”郑耀先,“八兄弟”中的另外六个哪儿去了,这一直是一个谜。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从军统档案和军统特务的回忆录中去寻找那六人的姓名和结局——本文找到的六个人,可能一个都不对,真正可能与徐百川、郑耀先结拜的是哪六个高级特工,还需要读者诸君进一步挖掘,并给出一个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答案。

《风筝》之所以十分厚重,是因为其中蕴含了太多历史,尤其是后面的故事,简直就是那段历史的再现,很多出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或五六十年代的人,似乎都能从周乔、高君宝身上看到熟悉的影子,但不知道街道办的“潘主任”、农场里的徐东秀和郭文志要是活到现在,还能不能在广场上跳舞、马路上暴走——按照时间推算,他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二十出头,现在也该七八十岁了。

周乔的人生轨迹,跟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的女儿有很多重合之处,“鬼子六”郑耀先做的许多事情,沈醉也做过。

沈醉肯定不是郑耀先的历史原型,但是“军统八兄弟”却真实存在过,而且不止一伙,比如沈醉等八个军统局本部少将处长,就有“八大金刚”之称,沈醉年纪最小,也是八人中最后一个晋升少将——当他二十八岁当上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时候,已经有七个少将分任处长了。

郑耀先徐百川成名较早,他们在抗战时期就已晋升上校,所以我们可以将郑耀先和他另外七个“兄弟”称为“前八大金刚”,而沈醉等八处长,则是“后八大金刚”。

我们在电视剧《风筝》中只看到了前八大金刚中的老六和老四,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其余的六个,都已经在抗战时期倒下了,他们倒下的原因,并不完全是被鬼子和七十六号杀害。

从郑耀先和徐百川吃苹果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军统特工与日伪特务的主战场在上海、天津,再查阅相关史料,我们就不难推测出那六个中校或上校的姓名和结局。

“军统四哥”徐百川的身上,有余乐醒或徐宗尧的影子:余乐醒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实际负责人(主任戴笠只去过三五次,实际工作由副主任余乐醒负责),北平站站长徐宗尧投诚后又被送去集中学习。

余乐醒和徐宗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上校(余知道反正,也没晋升少将,徐当北平末代站长才晋升),而按照肩膀头齐论弟兄的规矩,跟郑耀先结为八兄弟的,其他军统特工,最高军衔也只能是上校,而且是战斗在对日伪情报战最前线的中校上校,这样我们就不难从京(平)津沪三个城市的中校上校特工中去寻找郑耀先的“结义兄弟”了——抗战时期,戴笠也不过是上校挂少将衔(他1945年3月8日才由步兵上校晋升陆军少将),所以能当中校上校的特务,在抗战期间已经算是重量级人物了。

在我们熟悉的军统特工中,我们首先要排除两个人,那就是文强(《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和沈醉,这两个人中,文强级别太高(1941年任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1946年晋升中将),沈醉年纪太轻且是戴笠嫡传,不可能跟郑耀先等人打成一片。

去掉文强和沈醉,剩下著名的一线校官就不多了,有“军统第一杀手”之称的陈恭澍在《英雄无名》一书中回忆:“外勤,是一切工作的实际执行者,打先锋,陷头阵,永远站在第一线,他们所冒的危险,远超过一般内勤。抗战不到三年,已然牺牲了无数的英雄好汉。他们,却多数无名无籍。”

陈恭澍之所以只说“抗战不到三年”牺牲的外勤特工,是因为他很早就被七十六号特务抓去叛变了,后来虽然跟戴笠恢复了联系,但最终还是被打入了另册,基本等于消失了(只能搞培训当不善奔跑的常乃超了)。

细看郑耀先的履历,以及相关人员在《风筝》中的回忆,我们发现陈恭澍可能跟郑耀先的结拜兄弟,然后跟陈恭澍、郑耀先履历有重合、级别相差不多的一线特工,比如王天木、赵理君等人也有可能与郑耀先在危险的对日伪谍战中义结金兰——曾任“临澧特训班总教官”的徐百川位居老四,除了陈、王、赵之外,我们还真难想象谁能当他的哥哥。

军统四杀手的前三名(第四名是沈醉)都没有被日伪杀害:陈恭澍和王天木被捕后全部叛变,赵理君则是因为活埋了有中统身份的“行政督察专员”而被老蒋下令枪毙。

陈恭澍和王天木(《伪装者》中毒蜂王天风的历史原型)先后被七十六号特务抓捕,陈恭澍反正后上演碟中谍、无间道,在戴笠力保下,先被判了十二年有期徒刑,然后又被放出来去搞特务培训,远离了情报前线,王天木则被一撸到底,再也没能重操旧业。

加上赵理君,八兄弟的大哥、二哥、三哥全部销声匿迹,徐百川就成了最有分量的一个,另外的老五、老七、老八,自然不是赵简之、宋孝安和宫恕——他们比“八兄弟”还差了一个档次。

陈恭澍、王天木、赵理君可能是与郑耀先齐名的“八大金刚”,文强和沈醉可能不是,跟郑耀先一样在抗战中弄得鬼子发疯的高级特工不少,我们从牺牲名单中,不难找出另外三位与徐百川、郑耀先平级的人物,比如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子襄、书记曾澈,上海区区长周伟龙。

按照生卒时间推算,比郑耀先年纪大的是周伟龙,比郑耀先年纪小的应该是王子襄和曾澈——1940年曾澈在北平被日伪杀害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王子襄因研制毒药殉国时,也只有三十岁。

曾澈1938年秘密潜入天津,任军统天津站的秘书、内勤书记、“抗日杀奸团”负责人之一。

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被捕叛变后诱降了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吉珊(也称裴级三),裴吉珊叛变后,把华北区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情况等,一并出卖给日伪。

“抗日杀奸团”技术干事祝宗樑回忆:“曾澈被捕后,肯定受到酷刑逼供。曾澈因有人证,而又全部出事,他坦然承担全部责任。以后听说敌人对曾澈诱降,要他再组织亲日团体,全部经费由日本供给。他断然拒绝。只求速死,并绝食。敌人几次对他强灌食物,他也毫不动摇。最后敌人对他斩首。”

据文强、章微寒(浙江站站长)等人回忆,第一批八大金刚是1933年在一次喝酒的时候召集并确定的,他们就是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为彬、周伟龙、黄雍、马策、郑锡麟,马策和郑锡麟退出,又增补了刘恢先和裴西度,这八人就是戴笠最早的“兄弟”。

周伟龙一直是戴笠的“八兄弟”之一,1930年戴笠奉老蒋之命行刺唐生智失败,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时任军警稽查处处长周伟龙救了他:“周伟龙毕业于黄埔四期,他也许是在黄埔时认识的戴笠,对这个间谍的冷静和勇气感到佩服。戴笠恳求周伟龙‘拥护校长佐天下’。周与戴笠结拜为兄弟,并把他藏在军警营地里过了几天,等到风声一过,戴便穿上了唐生智军警的制服,沿京汉铁路南下。(事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

周伟龙救过戴笠,抗战中九死一生,最后还是没逃过老蒋和毛人凤的毒手:“1949年初,唐生明离开上海去湖南担任了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毛人凤告诉我:‘有人说他与军统大特务、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暗中联络,准备在湖南搞和平运动。’周以后把交警几个总队调到湖南,准备搞和平运动时,被毛人凤逮捕杀害了。”

陈恭澍、王天木、赵理君、周伟龙、王子襄、曾澈,这六位军统高级特工都曾在上海平津等地与日伪生死相搏,但他们是不是徐百川和郑耀先的结拜兄弟,那可就真的很难说了——本文列出这六人姓名和结局,并不是真拿他们当成了郑耀先的结拜兄弟,而是要回顾一下历史,让更多人人人知道:除了徐百川和郑耀先,还有无数特工曾经历过抗战风雨,倒在他们枪口下的鬼子和汉奸也不少。

据沈醉回忆,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工突袭日军五百九十五次,狙击刺杀五百一十五次,击杀日伪军警宪特近两万人,己方特工损失高达六万三千人,等于成建制换了一茬——那些死在日伪枪口下的特工,岂不是都有资格成为郑耀先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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