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北伐，图制辽朝

宋太祖在位时期和宋太宗在位初期，因实现统一和巩固统治之需要，在对辽政策上采取备边通好之策，双方使节交聘不断。

然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征伐太原导致宋辽关系开始破裂，而宋太宗出兵幽蓟则标志着宋辽关系的彻底破裂。

北汉灭亡后，宋朝君臣关于是否继续出兵幽蓟就曾展开争论。

当时，大部分宋军将领以晋阳之役后师乏饷匮、未颁赏赐，不愿继续出兵，但不敢上言。

殿前都虞候崔翰等人为迎合宋太宗意思，支持继续用兵，收复幽,“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

晋阳之役，北汉灭亡，宋太宗志得意满、信心十足，主张一鼓作气收复幽蓟。在宋太宗看来,“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

晋汉以来，契丹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

国家化被华夷，恩动植，岂可使幽燕奥壤犹违礼义之乡，冠带遗民尚限边荒之俗!”故宋太宗下诏继续北伐，于同月二十日攻占岐沟关，包围幽州城。

但由于宋军师劳疲惫、粮不济，再加上幽州城高难攻，故久攻不下。至七月初，辽朝援军已至，宋太宗不得不率军迎战。

宋、辽两军于高梁河展开激战，宋军大败，损失惨重。宋太宗本人亦身中两箭，乘驴车狼狈逃跑才幸免于难,“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敌人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殡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一云”。

高梁河之战后，宋太宗虽未打消收复幽萄的想法，但在对狂政策上开始趋于谨慎。

但雍熙三年(986)情况发生变化，而引起变化的导火索便是辽景宗去世和萧太后监政的消息传入宋朝。

太平兴国七年(982)，辽景宗病逝，辽圣宗继位，其母萧绰，被封为“承天皇太后”，临朝称制，总摄国事。

萧太后摄政期间，巩固统治、任用贤才、发展生产，辽朝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但雄州知州贺令图侦知消息后，不加详查，便急忙上奏朝廷，力促朝廷借辽朝主少国疑之机出兵北伐。

随后，岳州刺史怀浦、文思使薛继昭等人也相继上奏，请求宋太宗趁此时机一鼓作气击败辽朝、收复幽蓟。

宋太宗闻讯大喜，并未对消息细加验证，再加上宋军多次据城击败辽军，导致宋太宗对辽朝的军事实力做出错误的判断，决议再次北伐。

北伐初期，宋军出其不意，各路均取得一定的战绩，相继占领固安、寰州、涿州、新城等地。

同年三月，辽朝萧太后下诏耶律休哥率军迎击曹彬部，耶律斜轸迎击潘美、杨业所部，萧太后、辽圣宗则率军南下亲征。

宋军自开战以来虽取得了不少战绩，但日益骄躁。尤其是曹彬部建功心切，盲目进军，为辽将耶律休哥所阻，又逢天气炎热、军士疲乏、粮草不继，不得不弃守涿州。

宋、辽两军于歧沟关发生激战，宋军大败。辽军乘势反扑，宋朝三路大军皆败，损失惨重，北伐期间所夺取的州县再次失守。

被动防御，收缩对峙

雍熙三年(986)五月，宋军再次战败的消息传到宋朝，举国哗然。

时任武胜节度使的赵普在《谏伐燕疏》中首先替宋太宗开罪，指出雍熙北伐失败的原因是“邪恶之人”的挑唆与蒙蔽。

同时，赵普还建议宋太宗偃兵息武、发展生产、保境安民，认为如此方能“长令外户不扃，永使边锋罢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归仁”。

前文已述，宋太宗本想借辽朝主少国疑之机再次北伐，收复幽，树立自己的权威。然雍熙北伐的失败对宋太宗而言，很可能会再次引发国内外对他的质疑。

因此，赵普的这封奏疏恰如其时地帮助宋太宗化解了困境。

宋太宗在给赵普的诏书中也是急于为自己开脱，将雍熙北伐失败归咎于将领“不遵成算，各骋所见……为戎人所袭，此责在主将也”。

如此一来，宋太宗和赵普两人一唱一和便把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宋军主将身上去了。

同时，赵普也看到宋朝已然无力再对辽朝发动进攻，且宋太宗本人经历两次失败后也雄心渐消。

因此，赵普还在奏疏中建议宋太宗采取和戎政策，不可断然再行北伐，“以无为无事，保卜世卜年，自可远继九皇，俯观五帝，岂必穷边极塞，与戎人较其胜负”。

李昉等人也上疏举汉高祖征匈奴，困于平城，遣使和亲匈奴和汉文帝“奉之弥优，外示羁，内深抑损”进而边城晏宁为例，建议宋太宗能“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

以雍熙北伐为鉴，效法汉高祖、汉文帝，实行偃兵息武，遣使和议之策，以期边境和宁。

虽然北伐之议被搁置，但辽朝的不断入侵令宋太宗甚是困扰。

雍熙四年(987)和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两度下诏文武群臣商讨防御之策。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朝在军事上积极进取无望的情况下不得不转为被动防御的现实。

放弃联合，避免生事

雍熙北伐失败后，宋太宗彻底放弃收复幽蓟的计划，采取收缩防御之策，对辽采取守势。

相反，辽朝在重创宋军之后，乘胜用兵，开始全力经略东北地区，征讨定安国、女真、高丽和乌舍等亲宋部族和国家。

据《辽史》记载，早在雍熙北伐前，辽朝就曾对定安国和女真用兵。

雍熙三年(986)正月，辽军开始征讨定安、女真，取得大胜。自此，定安国实力日衰，很难再对辽朝构成威胁"。

宋朝方面，宋太宗已基本放弃收复幽蓟，采取收缩的态势，故对定安国亦不抱有先前的热情。

定安国面对辽朝的不断进攻，无力抵抗，仅于端拱二年(989)、淳化二年(991)两次托女真使节入贡。

其后，随着定安国与宋朝关系的疏远及自身实力的衰弱，便不再进贡。宋太宗对定安国不再朝贡一事大为光火，曾下诏女真进攻定安国。

自此以后，宋与定安国建关系彻底破裂，不复通交，直到定安国为辽朝所灭。

早在雍熙北伐前，辽朝就加强了对女真的经略，女真无力抵抗，故与辽朝、宋朝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关于此，宋琪在给宋太宗的上疏中已经谈及女真为辽朝所驱使之事,“复有近界鞑靼、尉厥里、室韦、女真、党项，亦被胁属，每部不过千余骑”。

雍熙北伐后，辽朝更是加强了对女真的经略，不断下诏招降。

雍熙四年(987)，女真首领遣使取道登州入宋朝贡，并向宋朝汇报辽朝招降而被迫归顺辽朝之事。对此，宋太宗仅下诏加以褒奖其朝贡行为，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女真仍继续对宋朝进贡，这一点亦为辽朝所不能忍受，故在离海岸四百余里处设栅栏驻军，阻止女真越海进贡。

女真无力单独对抗辽朝，于淳化二年(991)遣使入宋请求援助,“泛海入朝，求发兵与三十首领共平三栅。

若得师期，即先赴本国，愿聚兵以俟”。

对于女真的请求，宋太宗并没有太多表示，更不像雍熙北伐前那样狂热，仅是下诏加安抚，并未出兵援助。

女真在没有宋朝援助的情况下，难以单独对抗辽朝，不久便归降。自此以后，女真也基本上中断了与宋朝的关系，直到女真崛起后的“海上之盟”。

宋朝自宋太祖在位时期，就采取联合高丽对抗辽朝的策略。

但由于宋朝雍熙北伐的失败以及雍熙北伐中高丽并未出兵夹击辽朝之事，导致宋朝君臣对“联丽制辽”的策略颇多质疑。

故雍熙北伐失败后，宋太宗放弃收复幽蓟，对高丽采取疏远的态度。，高丽的战略地位随之下降。

但高丽自知无法单独对抗辽朝，故仍实行“联宋抗辽”的策略，积极遣使入贡。

为彻底解决高丽问题，迂朝于淳化二年（９９２）出师高丽，要求高丽纳贡称臣。淳化四年（９９３），高丽在请求宋朝援助无果的情况下，不得不受制于迂，向江纳币进贡、奉迂正朔。

辽朝在相继收服女真，安定高丽后，便开始对乌舍国用兵。至道元年(995)，辽朝派遣和朔奴、萧恒德等率军征讨乌舍。

乌舍国王自知不敌辽朝，便上书请降但和朔奴、萧恒德欲大肆掠夺，对请降之事不加理睬。

在这种情况下，乌舍国奋起反击，多次击退辽军。辽军虽因粮草不济、天气严寒等损失惨重，但乌舍国因国小力单，无力再行抵抗。

至道三年(997)，乌舍国王不得不率部投降，与辽朝确立了封贡关系。自是以后，乌舍国便终断了对未朝的封贡关系。

结语

纵观宋太宗从雍熙北伐失败到去世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便可发现明显的变化。

在北面，自雍熙北伐失败后，宋太宗在收复幽蓟无望的情况下，放弃收复幽蓟，对辽采取守势，甚至一度试图与辽朝通好;

在南面，宋太宗在无力再举的情况下，下诏册封交趾黎桓，承认黎氏交趾的藩国地位，放弃收复交趾:对于东北的高丽和女真，一方面拒绝女真共同出兵攻打辽朝的请求，坐视辽朝对女真用兵;

同时又拒绝高丽求援的请求，高丽自是以后暂时中断了与宋朝的封贡关系;对于西北的党项族，宋太宗在对李继迁用兵失败的情况下，实行招抚、与地的政策。

总之，相较于雍熙北伐前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宋太宗在这个时期对外政策上明显体现出收缩防御的特点，追求“四夷当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