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宋、辽双方在保持了长达十余年的紧张对峙后，于这一年的十一月，在宋、辽边界的雄州（今河北雄县），缔结了双方建国以来的第一份正式的官方和约文件。史称“雄州和议”。
这份由辽国单方面主动发起的和约协议，不仅给了宋太祖足够的时间，去吞并南方诸政权。也成为其留给宋太宗的一份重要政治遗产。
但不同的是，在宋太宗的手里，这份充满着契丹人“真挚感情”的和议，却被他玩出了不一样的“高度”……
宋太宗赵光义
公元947年正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兵下开封府，晋出帝开城门乞降，后晋宣告灭亡。
如何处理晋亡以后的中原形势，成为辽太宗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他面前有两套方案：
其一：效仿后晋石敬瑭的故事，在中原再扶持一个“皇帝”。这样的人选现成就有，一个是窥伺中原已久的赵延寿，另一个是临阵倒戈的晋将杜重威；
其二：辽太宗把其他人都扒拉一边，自己干，亲自接过这个历史的“重担”，直接把后晋故土纳入辽国的行政管辖范围内。
那么，这两者究竟哪一种更为“高尚”呢？
辽太宗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乐呵呵地接过了历史的重担……
后晋
正月初一，辽太宗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开封。次月，改国号为辽。可是，还没到这一年的夏天，辽太宗怀着复杂而又焦虑的心情，留下一句“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便整军北撤，黯然退出开封，放弃了他心仪已久的中原，最终病逝北归途中的杀胡林（今河北省栾城县西北）……
辽太宗在中原地区“实验性统治“的失败，让整个辽国的执政阶层，都开始逐渐意识到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
辽国究竟还要不要问鼎中原？如果坚决要，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后周、北汉
事实上，在辽国贵族内部，一直存在一种声音，他们主张“草原本位”思想，不希望将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纳入辽国的行政体制内。在辽太宗入主中原之前，其母述律平就对其言道：“尔今虽得汉地，不可居也！”
自从辽国从石敬瑭手里获得幽云地区后，曾经趋于劣势的战略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当契丹人站在幽州城向南看时，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开拓精神的人，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契丹士兵，他都有跃马南下的冲动，更何况是一个手握大权的皇帝。
但是辽太宗在中原地区的失败统治，还是打醒了很大一部分，沉迷在统治中原美好憧憬中的契丹人！他们从原来的狂热中清醒出来，开始正面审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关系。
但契丹人发现，在处理“中原问题”上，此前的很多办法都行不通；在中原扶持一个傀儡皇帝做“代理人”，比如石敬瑭。可是石敬瑭一死，他的继任者并不打算重续与契丹的“前缘”，总想着摆脱辽国的控制；
“代理人”不听话，自己上！辽太宗就是前车之鉴。并且契丹贵族无意让整个辽国全盘汉化，在兼容农耕文明的同时，依旧要保持游牧民族的性格特征，这一点契丹人想的很明白。
后晋太祖石敬瑭
契丹人窝在幽云十六州，看着南方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可是就在这不长的几年里，中原正在不断地发生巨变……
947年，沙陀人刘知远在太原称帝，趁辽军北归，举兵南下，占领开封，建立后汉。刘知远当了不到1年的皇帝就死了，儿子刘承祐嗣位，即汉隐帝。两年后，后汉枢密使郭威在澶州发动兵变，率军杀回开封，逼走刘承祐。次年951年，建立后周。
中原巨变，让窝在幽云十六州的契丹人突然一激灵。后周的突然建立固然让他们很吃惊，但更惊喜的是，在河东（今山西北部）一个与后周有宿仇的小政权正在悄然成立—北汉。
刘知远的弟弟刘崇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在太原替老刘家看守河东老家。侄子刘承祐把后汉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他早早地就与侄子进行了切割，停止了对后汉的进贡，转而开始积蓄河东的实力。
郭威篡汉，巧言骗过刘崇，让刘崇失去了恢复刘氏江山的机会。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郭威与刘崇，分别在开封和太原同时称帝，建立后周和北汉，展开对峙状态。
同样是新政权，北汉的地缘格局要比后周恶劣得多。南面为后周政权，北汉与其有着夺国灭家之仇，誓不能共存亡；西面为党项，在各个强权中摇摆不定；西北面为折德康家族世代驻守的府州永安军，政治上更偏向于中原政权，从后来宋伐北汉来看，折氏一族是宋军强有力的助攻队友。
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刘崇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曾经的敌国—契丹。
《燕云台》契丹人形象
正月登基，次月刘崇就开始向辽国派遣使者，并向辽世宗表达了“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的意愿。欲借契丹之力，以复刘氏江山之意，不言而喻。
事实上，当时向辽国示好的不只北汉一家，郭威在继位的次月，几乎和北汉同时，也向辽国派遣了使者，但他的目的则是为了与辽国通好，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北汉和后周之间，契丹人没法玩“平衡术”，必须选择一个。但其实压根不用考虑，傻子都会选择北汉。
北汉的主动低姿态示好，恰恰给了辽国一条解决中原问题的新办法……
经过辽太宗入主中原失败后，在辽国内部关于南下中原这个话题开始逐渐冷却。但幽燕以南的河北和河东地区，毗邻辽国经济重心幽州和云州，依旧是辽国重点关注和经营的战略地区。
北汉的主动示好，给了辽国人一条新思路；可以通过扶持北汉政权，作为抵御后周在河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炮灰”。而本国的主要精力，则放在经略河北上。
辽西京道、南京道
北汉很卖力气，刘崇继位次月，两次发兵进攻晋州（今山西临汾），试图把势力推进至黄河、洛阳一线，但都以损失惨重而宣告失败。十月，刚刚继位的辽穆宗派遣五万大军，与北汉军合力进攻晋州。
辽、汉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很失败，契丹人“出工不出力”，在晋州城外苦熬了五十天，渐入寒冬，辽军不战自败，在不通知北汉军的情况下“烧营夜遁”，后周军顺势掩杀，致使联军死伤大半。
三年后，后周郭威病逝，新主柴荣登基，辽发兵万余，联合北汉，在高平巴公原与后周展开决战之势。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契丹人还是出工不出力，北汉军大败溃输，辽军未动一兵一卒。亲征的周世宗一鼓作气，将战线推进至太原城下。并派符彦卿与史彦超将辽兵赶出忻州，在太原以北建立起了阻击契丹援军的防线。
辽国的战略其实特别有意思，每次和北汉人出去“打架”，都是只摆姿势不动手，哪怕北汉被人揍成王八蛋，契丹人也不出手。
只要打不死，你随意！
可是一旦北汉的根基受到影响，辽国方面马上开始警觉。后周占领忻州后，辽穆宗马上派遣南院大王挞烈助敌禄，向忻州发起进攻。果然一战功成，打破了后周的防线。围攻太原受挫的周世宗只好被迫整军南撤。
高平、忻州战役，包括周世宗以及赵匡胤在内，都意识到一个问题，要想拔掉北汉这颗钉子，辽国是关键。但是很遗憾，在周世宗有限的峥嵘岁月里，这个问题他没有找到答案。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以宋代周，迫使恭帝禅位，建立宋朝。宋初赵匡胤与赵普定下“先南后北”的战略，把军事的重心放在南方诸国，相继灭亡了南平、武平、后蜀和南汉。
宋太祖赵匡胤
但即使是在如此高密度的战争环境下，赵匡胤依旧对北方的北汉“念念不忘”。在开宝二年，宋太祖集结河东、河北、河南三地军队亲征太原。但最终因契丹人的阻碍，宣告失败。
开宝二年的这次北伐，对宋朝而言，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契丹人强悍的战斗力已经不再是优势，这在战争中是显而易见的；坏消息是，契丹人距离北汉太近了，支援的速度太快了。
宋军三月份中旬开始围太原城，四月上旬，辽方的援军就已经达到太原北的阳曲，中旬双方开始交战。事实上，这种进军的速度，很可能让宋军根本来不及在太原以北构建防御体系。
谁能最快地集结军队，并且在短时间内，将军队开赴前线，成为北汉之役的关键所在！
自北汉战役后，宋辽双方都意识到短时间内，北汉不会被任何一方消灭。双方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均衡的状态。实际上，从综合实力而看，宋朝一方还要略高一筹。辽国内部的权力传递成为影响辽国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宋朝还没遇到这种事呢，当然，这只是早晚的问题，而且后来闹得比契丹人更凶……
北汉战役后，宋朝的战略重心南移，为了能够抽出身来了对付南唐，赵匡胤开始重新配置北方的防御体系。围绕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要出事！不要出事！不要出事！
有意思的是，赵匡胤的战略思想与契丹人不谋而合。契丹人苦于外部压力无法整饬国内形势，宋、辽边境逐渐减少的军事冲突以及日趋缓和的领土纠纷，让契丹人逐渐萌生一个念头；
要不，我们握手讲和吧！
就在宋朝向南唐开战前三个月，开宝七年（974年），七月。辽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知州孙全兴：“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节选）。”
辽国单方面的示好行为，很快就得到了宋朝方面的积极响应。赵匡胤以孙全兴为全权代表，在雄州与耶律琮展开磋商，并最终缔结了和议约书。史称“雄州和议”。
事实上，这份和议虽然是宋、辽双方实力均衡后的必然产物，但双方显然都没有打算彻底把两国关系稳定在这份和约上。至少比之几十年后的澶渊之盟，双方都不太认真对待这件事。
宋朝方面很好解释，缔结和约就是为了腾出手来去揍南唐。
但在辽国，明面上缔结和约后，特意遣使晓谕北汉主“以强弱势异，勿妄侵伐”。告诫北汉要乖！要听话！不要随便跑到别人家里砸东西！
但实际上，辽国缔结和约的目的，是为了尽快解决辽国内部的动荡局面，同时也让南方的边防喘口气。至于对北汉，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从来没有停过，大批的军粮越过太行山，送至太原府。
由于关于这次和议的记录很少，我们大致猜测，辽国方面对这份和约的内定期限，至少是在十年以上的。也就是说，在十年以内，辽国方面不打算破坏和约，和宋朝展开全面战争。从后来辽国在北汉问题上的态度，可见一斑。
但让契丹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份充满着自己真挚感情的和约，仅保持了五年就被无情地撕毁，而撕毁他的人，正是那个看起来很“和善”的宋太宗！
自始至终，北汉一直是赵匡胤的一块心病，和辽国缔结所谓的“和约”，只是为即将启动的征南唐战争提供足够的战略空间和军事力量。就在平定南唐后不到一年，开宝九年（976年），八月。稍作休整的宋军马上投入了征北汉的战役，但到了十一月，赵匡胤莫名其妙地死在开封的万岁殿。就在赵匡胤驾崩的前几天，宋军在河东捷报频传，再一次包围了太原城……
赵匡胤骤然驾崩，使征北汉的军队不得不南撤。作为宋太祖的继任者，宋太宗赵光义自登基伊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很快就把征北汉提上了日程。
但在这之前，他还要做一些准备，“哄一哄”隔壁的契丹人……
从太平兴国元年（976）十一月起，在宋太祖死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宋、辽双方频繁往来使者共计6次。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宋或辽的使者奔波在幽州与开封之间。而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宋太宗平均每年至少派出两批使者赴辽。而辽方则平均每年派出三批使者使宋。频率不可谓不高。
而且愈是在战事前夕，宋太宗对辽使的态度就愈加地隆重。甚至在太平兴国三年十月起，专门增设送伴使，特意护送辽使到边境。
好家伙，从开封送到雄县，等于又出使了一趟，宋太宗可把契丹兄弟给感动坏了！
忙着安排送辽使出境的宋太宗，手底下也没闲着。从太平兴国二年（978年）上半年开始，一边不断遣使赴辽，另一边则不断在北境调动军队。
这一次，宋太宗要阴一把契丹人！
但契丹人也不是傻子，风云变幻的边境形势，契丹人也能察觉到，只不过反应得有点慢……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耶律虎骨使宋回辽，马上向燕王韩匡嗣汇报了这次使宋所察觉到的异样，并推测宋朝方面要在短时间内对河东用兵。但是仅凭一个使者的臆想，辽国高层很难信服，更不敢贸然地做出任何的过激举动，以导致事态的进一步升级。
实际上在整个宋太宗向辽宣战的过程中，辽国一方始终保持克制与耐心。可以想象，辽国如果有机会召开“外交部记者见面会”，一定会严正谴责，宋太宗破坏双边关系，导致区域政治发展不平衡……
到了太平兴国四年末（979年），耶律虎古的预判得到了更多现实情况的支持。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宋太宗脱下伪装，向辽发出征北汉的通知。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辽国方面依旧在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北汉是辽国的门户，但辽国又不想与宋朝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所以仍把希望寄托在谈判桌上，在十二月和正月，分别派了两批使者赴宋，目的就是为了说服宋太宗放弃对北汉的军事行动。
宋太宗没有丝毫要谈判的想法，面对辽使的质问，宋太宗怒斥道：“河东（北汉）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这大概是宋太宗人生的高光时刻！同样，也是整个宋王朝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就在与辽使虚与委蛇的同时，宋太宗对北汉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了……
正月初七，派遣常参官督运军粮赴太原行营；
正月十二日，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命令彰信军节度使崔彦进攻城东，彰德军节度李汉琼攻城南，桂州观察使曹翰攻城西，彰信军节度刘遇攻城北；
正月十三日，任命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击辽方援兵；
自二月十九日至三月十六日，先后命令均州刺史解晖、知府州折御卿等分兵攻打隆州、沁州、汾州、岚州等地，以孤立太原；
二月二日，宋太宗下诏亲征，三月一日至真定。
到二月份，宋、辽谈判破裂。十八日，辽派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敌烈、南院大王耶律斜珍、枢密副使耶律抹只领兵援救北汉。可是当辽国的援军到达石岭关时，郭进已经在此严阵以待，等候多时。
石岭关旧址
如果把金国人作战比喻成一把锋利的匕首，那么辽国人作战就如同是一柄钢刀，又稳又狠！
可是在石岭关之战，辽国人反而显得很急躁；
三月十六日，辽国数万骑兵来到石岭关大涧边，耶律沙主张等后军赶到再战，冀王敌烈、耶律抹只坚持要立即出击，耶律沙见无法改变冀王主张，只得同意出击。当敌烈领先锋兵渡涧不足一半时，郭进突然发起进攻，一场鏖战，当即杀死了冀王敌烈及其子蛙哥、耶律沙之子德里、突吕不部节度使都敏、黄皮室稳唐筈等五员大将，耶律抹只仅以身免。
耶律沙带兵狼狈北逃，宋军紧追不舍，恰逢耶律斜轸率后军来到，万箭齐发，耶律沙才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石岭关之役，宋军消灭辽兵一万多人，迫使辽退兵回国，从此，北汉刘继元成为瓮中之鳖，灭亡指日可待。
而直到此时，辽国方面依旧不希望与宋的战争态势继续升级。甚至辽国方面宁可放弃北汉，也不希望与宋爆发全面战争。所以，在第一次救援失败后，辽国并没有想开宝二年那样，继续组织救援行动，而是坐视北汉亡国。
失去外援的北汉，坚守了不到两月，到五月六日，刘继元开太原城请降，北汉宣告灭亡。从石岭关战役到攻占太原，征北汉前后历时不到两个月。
其实，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北汉确实承担起一个合格的缓冲角色，至少在有北汉的这段日子里，宋辽双方只有小规模的摩擦，并没有发生全面战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当北汉灭亡后，仅几个月的时间，宋、辽之间发生了自五代以来，都罕见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高粱河之战、雍熙北伐，宋朝初年的精锐尽数毁于此役。原本占据主动一方的宋朝，渐渐地趋于劣势，并最终笼罩在辽国的军事压力之下，终其一朝都未能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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