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构成是复杂的,但人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时候,往往把儒家文化视为其代表,或把儒家文化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实质。这是十分偏颇的。事实上,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轴心”时代的先秦,是各种学说、各种学派“百家争鸣”的时代。而诸子百家中形成最早,影响最大的应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老子,陈地人;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史记》言其为蒙人。蒙,应是今安徽蒙城。古属楚,与陈地相近。陈楚地区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
老子不仅是道家的创始人,还是先秦诸子的启蒙者,九流百家皆受其影响。儒家后起于道家,孔子师承于老子。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在中国思想文化上占主流地位的是道家的文化。萧父萐引古籍证之:
《庄子·天下》括为八家,除讲“阴阳数度”之学的阴阳家,讲“诗书礼乐”之学的儒家,从墨翟、禽华厘为代表的墨家,th惠施及辩者为代表的名家外,其他四家——宋钘、尹文之学,彭蒙、田骈、慎到之学,关尹、老聃之学,庄周之学,皆属道家。《荀子·解蔽》所列六家,道家居三;《吕氏春秋·不二》所列十家,道家居五。足见先秦诸子中道家独盛。……班固依刘歆《七略》撰《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之外别出《六艺略》、《兵书略》,而将诸子括为“九流”。而“九流”中道家文献著录特多,达九十三,数量为诸子各家之冠。
儒家学说崛起以后,儒、道两家对立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两个主要理论学派,为其余诸子百家所不能比拟。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兴起。儒家、道家、佛教、道教,犹如中华文化的四只车轮,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道家与道教同源而异流,其力量可堪与儒、佛相抗衡。
《老子》一书,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它与《周易》、《论语》一起,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三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
正如他的神秘哲学一样,老子其人也是一个谜。关于老子的生平和著作,历史上有过太多的说法。最早为老子作传的,是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有老子传四百多字。后世关于老子其人的种种说法和争议均据此传。为了论述方便,先将全文引录如下: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得,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毛,飞者可以为赠。至于龙吾不能卡口,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尤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欠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旦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当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代,清静自正。
从此传过多使用的“或曰”、“或言”、“莫知其所终”、“莫知其然否”等字句中可知,早在汉初,有关老子的生平事迹就已无法确定。而且,司马迁还提及与孔子同时的老莱子和后于孔子129年的太史儋两个人,这就更为后人的争议提供了线索。所以,从古及今,老子是谁?生活于哪个时代?生地在哪里?这些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
一、老子生地考
司马迁对老子的生平语焉不详,但对其里籍却记载得十分详细和确切:“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不仅写明属楚,而且详及县名、乡名、里名。《孔子世家》记孔子生地云:“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亦详及国名、乡名、邑名。但司马迁对老子籍贯的记载比孔子还详尽,多个里名。这种写法,如果也意味着是一种“待遇”,则可见在司马迁心目中,老子比孔子的地位还要高。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是道家,特尊老子,故此。
关于老子生地,自司马迁提出苦县说以后,已成定论。在司马迁四百多字的《老子传》中,唯一未曾引起令人怀疑,只有开头的第一句话:“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苦县原属陈国,春秋末年为楚国所灭。苦县即今河南鹿邑县),其余凡是涉及事实性的地方,无一处不使人争议。但近年来,有几位学者对老子里籍提出了新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地区不明的“宋之相人”,一是安徽省涡阳县郑店村。为本无疑义的老子里籍问题引来了一场纷争。安徽涡阳县征地300余亩,投资1200万元,在所谓老子故里兴建“中太清宫”,如不加辨正,则势必会混淆视听,贻误子孙。
苦,这里读作 hu (四声),苦县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厉,这里读作 lai (四声),《晋太康地记》云:“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也。”厉乡曲仁里,即今鹿邑县太清宫。
著名的《史记》三家注分别对苦县地望和沿革作了训解。《集解》引《汉书·地理志》说:“苦县属陈国。”《索隐》按:“《地理志》苦县属陈国者,误也。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阳国,陈县、苦县皆属焉。裴氏所引不明,见苦县在陈县下,因云苦属陈。今检《地理志》,苦实属淮阳郡,苦音怙。”《正义》引《括地志》云:“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界。”《集解》与《索隐》一言苦属陈,一言苦属楚,其实都有道理。无论属陈属楚,实乃一地。楚灭陈在公元前479年,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陈亡时老子已92岁,但老子以长寿著称,陈亡后他还活了若干年,所以说他是楚人亦无不可。
苦县之名及区划,历代屡有更易。苦县是陈时所设还是楚灭陈后所设?今已不可考。西汉苦县归属淮阳国统辖。东汉时,淮阳国改名为陈国。《后汉书·郡国二》“陈国”条下云:“苦,春秋时曰相,有赖乡。”这出现了一个“相”。关于相地,又见东汉国边韶《老子铭》称:“老子姓李,字伯阳,楚相县人也。春秋之后,周分为二,称东西君。晋六卿专征,与齐楚并僭号为王,以大并小。相县虚空,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三“涡水”注谓:“涡水又屈东迳相县故城南,其城卑小实中。边韶《老子碑》文云: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疑即此城也。自是无郭以应之。”边韶撰《老子铭》时任陈相;郦道元也到过鹿邑,他们的记述是正确的,在今厉乡故址鹿邑太清宫以东5华里处有相城遗址,城址方形,每边仅300多米,确如郦道元所说,“其城卑小”。据夏太康失国,仲康的儿子相又被居住在涡河流域的有过氏灭掉。边韶所指的可能就是这个相。所以,苦县与相县,所指的是一个地方,而断不是宋国之相县。查宋之相县在今安徽滩溪县西北。
东汉以至隋代,苦县或称父阳、武平、谷阳、鹿邑,隶属陈郡或谯郡(今安徽亳州)。
唐代,唐太祖李渊认老子为始祖,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所以唐朝又把老子故里更名为真源、仙源等名。《新唐书·地理二》“谯郡”条下有“真源”云:“真源,本谷阳,乾封元年更名,载初元年曰仙源,神元元年复曰真源。有老子祠,天宝二年曰太清宫;又有洞霄宫,先天太后祠也。”
宋元,又更名为卫真或鹿邑,隶属亳州。明清以后,鹿邑隶归德府。
今鹿邑隶河南省周口地区,涡河流经全境,注入淮河。
老子故里厉乡,又可写作赖乡、濑乡。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在涡河流域最早出现的地名就是“厉”。从形势上看,它与商早期的葛、昆吾等氏族居地有着大小相同的地位。现此地有一遗存十分丰富的原始文化遗址,俗名叫隐山,位于老子故宅西北隅,高出地面4米多。遗址东部有夯土墙,应是最早的城址遗存。隐山文化遗址的上层发现有鹿角、石镞、鬲足等物,时代早期为龙山文化时期,晚至商周。隐山之侧有赖乡沟,原是涡河的一条支流,今仅为一条坡沟。厉乡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公元前5世纪早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大师老子诞生在这里,厉乡成了道家哲学思想的发源地,汩汩涡河水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巨川的一支源头活水!
历代祭祀老子,都在鹿邑太清宫。太清宫的前身为老子祠,或曰老子庙,亦称老子亭。《晋太康地记》说:“苦县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也。”老子祠兴由何时,已不得而知。东汉时,老子庙香火已经很盛。《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八年(165年)正月,“遣中常侍左倌之苦县,祠老子”。同年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一年之中两次派专使到苦县祀老子,洵为盛举。边韶《老子铭》说:“延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尚德弘道,含阙光大,存神养性,意在凌云,是以潜心黄轩,同符高宗,梦见老子,尊而祠之。”边韶《老子铭》写于桓帝两次祀老之后。正因为这年的八月甲子日,桓帝梦见老子,方有一年内春秋两次祀老之举。《水经注·阴沟水注》:“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其中之一,即东汉陈相边韶所撰之《老子铭》碑。
老子庙在唐朝改称为太清宫。唐高祖武德三年(670年),“从吉善行之言,祖老子,特起宫阙如帝王居”。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二月,朝谒老子庙,建紫极宫和太清楼,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天宝二年(743年)正月,唐玄宗亲祀老子,改紫极宫为太清宫。
天宝十四年(755年),唐玄宗又亲注《道德经》颁布天下,并刻石于太极殿前,名为《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此碑今存太清宫。
唐代以后,太清宫历经兵燹,几度重修。现存前宫之太极殿和后宫之洞霄宫,均为清代重建。虽粗具规模,但无法恢复唐时旧观。
前宫太极殿是现存的太清宫主要建筑。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上覆黄色琉璃瓦,屋脊上置宝瓶、兽头等饰物。檐下有斗拱,是宋代遗物。屋檐上有“明万历七年”字样。殿内柱础直径约为一米,雕刻精美,属于唐代遗物。殿前为平台,台前汉柏三株,仍生机盎然。太极殿东侧有九井,俗称“九龙井”。《后汉书·郡国志·豫州陈国》注引伏滔《北征记》曰:“(苦县赖乡)有老子庙,庙有九井,水相通。”《水经注·阴沟水注》曰:“(老君)庙东院中,有九井。”今井已不存,残存的井石圈,有九龙浮雕,为唐代遗物。
1997年7月,河南省文物局、文物研究所对鹿邑太清宫进行考古发掘,初步探明,太清宫后宫宋代大殿东西长112米,南北深40米,面积4480平方米左右。墙基、柱础及室内铺地砖保存完好,规模宏大,比北京故宫的太和殿规模还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宫殿建筑。确实如史书记载太清宫建筑“如帝者居”。同时发现东周马坑两座,及商、周、汉时期的遗物。这些均证明太清宫确为老子生地。
二、老子的生平
司马迁说:“老子,隐君子也”,“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所以,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也如“神龙不见首尾”,不为世人所熟知。司马迁对老子的身世游踪语焉不详,先秦典籍有关老子的记载也相当零散,综合起来,可以勾稽出大致的线索。
1.关于老子的生卒年
老子的生年已经难以确考,目前学界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老子年长于孔子,从《礼记》、《史记》、《孔子家语》等书所载老、孔交往的情节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孔子对老子的态度甚为恭谨,而老子的口吻则俨然前辈。依《礼记·曲礼上》的说法:“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孔子家语》记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见老子,这一年是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其时29岁,从此推算,老子比孔子约大20岁,当生于公元前571年。至于月、日,道教以二月十五日为“老君诞辰”,可备一说。
老子卒于何时呢?太史公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语气不怎么肯定,老子由于“修道而养寿”,活到百岁以外是完全可能的。但能否达到二百余岁?恐怕未必可信。
2.老子的姓名和官职
老子姓什么?《史记》言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但秦以前典籍只有“老子”或“老聃”,没有出现过“李耳”这个名字。先秦诸子都以“子”上冠以姓氏,如孔子、孟子、庄子等,而老子不称“李子”,且春秋无李姓而有老姓,可知老子姓老而不姓李,至于老聃称“李耳”,则是因为“老”“李”二字古音近而相转,“聃”字的意思是“耳曼”,即耳朵又长又大,与“耳”意近而相通。
司马迁记老子官职为“周守藏室之史”,司马贞《索隐》:“按藏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主下,因以为官名。”刘向《列仙传》亦云:“老子为柱下史。”此外,还有“周之大史”,“征藏史”之说,皆为同一官职,掌管周朝的图籍文件、四方之书,相当于今日之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馆长。
3.老子去周、归隐
司马迁又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庄子·天道》也载有此事:“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老子去周时间当在公元前516年前后。《左传》载:鲁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年)四月,周景王因心脏病突发而卒,国人拥立长子猛;六月,景王生前宠爱的庶长子朝(史称王子朝)率部分王族及旧官、百工起事,与猛争夺王位,洛邑大乱;十月,晋国出兵援助猛;十一月,王子朝攻杀猛,而猛之同母弟即位,是为敬王;晋军班师后,王子朝即入据王城,敬王避居城外狄泉;二王并立,互争雄长,内乱不息。直到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晋人再次勤王,出兵击败王子朝,子朝乃席卷周室典册,逃楚国。这样一来,藏室空空如也,藏室史自然无须做下去,老子也就返回陈国,回老家苦县归隐,从此步入“隐君子”生涯。
老子归隐之后的游踪及活动,由于资料零散,已无从详细推求。我们从这些资料中只能大致了解到,老子一生多半时间都住在陈国,此外,还在鲁(今山东曲阜)、沛(今江苏沛县)等地居留过,后西游入秦国。
4.老子出关、著书
《史记》载,老子西游“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其关,一般认为是函谷关。高亨在《老子列传笺证》中说:“盖秦末汉初,关字用为专名,通指函谷关。”汪中在《述学》中说:“秦函谷关在灵宝县,正当周通秦之道。”“关令尹喜”,先秦诸子称“关尹”或“关尹子”,“关尹”为守关之官职名。其人姓名已隐,遂从官职称之,后世或称“尹喜”。关尹求老子著书,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言五千余言而去”。关尹对《老子》成书起着关键作用。但从老子“自隐无名”的人格和当时“述而不作”的历史风尚上看,我们推猜,老子在这里执笔著书不太可能,而应该是老子在这里将自己大半生的人生经验和哲学见解总结后口述给关尹。这从《老子》的韵文形式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老子出关后关尹将其笔录下来。《太平广记》对此事所记较为可信,卷一载:“尹喜执弟子之礼,(老子)具以长生之事援之。喜又请教训,老子语之五千言。喜退而书之,名曰《道德经》焉。”《老子》又称《道德经》,为“上下篇”,一篇言“道”,一篇言“德”。
老子死于秦。《庄子·养生主》有“老聃死,秦失吊之”的记载。唐僧道宣在《广弘明集》的《辨惑篇序》中说:“李叟生于厉乡,死于槐里。庄生可为实录,秦失诚非妄论。”《水经注》卷十九云,“渭水出南山就谷,北经大陵西,世谓之老子陵”。可知老子陵在槐里县故城南,槐里县在今陕西省兴平县境内。
5.老子与老莱子、太史儋
老莱子,楚人,“言道家之用”,也曾有教孔子之事,其事载于《战国策·楚策》和《庄子·外物》。因此有人将老子指认为老莱子。细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说到老莱子时,言“老莱子亦楚人也”,一个“亦”字,颇可玩味。这说明司马迁是在肯定老子的基础上,提及楚国还有一个讲“道家之用”的学者。司马迁并不认为老子就是老莱子,这里只是一则附传,附于老子传之后。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这里将老子与老莱子并举,亦可知司马迁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人。
老子是否就是太史儋,这是从古及今争论最多的问题。清代学者汪中作《老子考异》,曾断言《老子》作者不是老聃,而是太史儋,并据此推断《老子》成书于战国末期,在《论语》之后。本世纪初,梁启超重提此观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著名学者附和此说。胡适、张煦当即提出异议。两派的争论十分激烈,留下五十多万字的考据文章,收在《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上。
司马迁在老子传中就提出了老子是不是太史儋的问题,说这一问题“世莫知其然否”。但他知道是“否”,他在后面加了一句“老子,隐君子也”,老子西出入秦是归隐,“隐君子”是不会入见秦献公的。太史僧入见秦献公说霸王之道,可知他不是“隐君子”。太史僧见秦献公在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而老子是孔子之师,年长孔子二十多年,老子若活到此时,已是二百多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司马迁承认太史儋就是老子的话,那么老子就不可能是孔子之师。这样,司马迁行文前后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他在这里只是把一种说法列出来罢了,并没有肯定太史儋就是老子。
三、《老子》主要版本和研究概况
老子的《道德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85年,距今2500余年,历时久远,祖本已失。
有人考证《道德经》不可能是老子一人之作,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老子出函谷关被守将尹喜留下,写下了五千言《道德经》,也许只是个传说。而且,有的《道德经》版本里面有很多驳斥或者反驳儒家的言论,所以又有人说是老子后孔子时代的人,有这种言论的人,也许忽略了他们所看到的《道德经》是后人更改的缘故,有的甚至改的面目全非,本末倒置。比如“大器晚成”明显是儒家思想,却在《道德经》里面,而较早版本里面赫然写着“大器免成”,而大器免成和老子《道德经》的思想是一致的,合理的。(后文详细说明)
现代人,想找到第一本真正的《道德经》,似乎是不可能的了。
不过,我们可以从多个《道德经》版本中,窥探出一些蛛丝马迹。
《老子》问世以来,流传版本众多,各本互有差异。近人朱谦之在《老子校释·序文》中指出,《老子》本,“流传最广者,有河上公、王弼二种。河上本近民间系统,文句简古”;“王本属文人系统,文笔晓畅”。后世注本多依此两大系统。
关于河上公,古文献记载较含糊。东晋葛玄认为河上公系汉文帝(前179﹣前157年)时人,他在《道德经序诀》中说:“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文帝好老子之言……闻侍郎说河上公诵《老子》,乃遣诏使所不了义问之……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道德经章句》二卷。”但据今人王明先生考证,河上公本成于东汉。河上公本二卷,上卷为道经,分三十七章;下卷为德经,分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并于每章之首加标题名。如“体道”,第一,“养身”第二,“安民”第三,直至“显质”第八十一。河上公本承黄老道家,言养生之理,受到道教重视,得以广泛流行。晋代天才哲学家、玄学大师王弼注《老子》,其本随着玄学思潮的扩展而流传,成为后世最有影响的《老子》版本。王弼本排列次序同于河上公本,但无章题,文句亦常有出入。
《道德经》的知名版本
1.王弼通行本
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省微山县)人。中国古代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老子注》《老子指略》,其中《老子指略》是王弼对《老子》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
2.马王堆帛书甲乙本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内有《老子》甲乙两种写本,帛书甲本多有破损文字多有残缺,帛书乙本大体完好,文字大都清晰。这是老子研究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震动。
帛书《老子》的两种写本,因为古代是有避讳一说的,即皇帝的字不能出现在普通作品中。比如,甲本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邦”字共出现二十五次,说明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应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前。乙本字体是隶书,“邦”改为“国”字,避汉高祖刘邦讳,用“盈”字九次说明不避汉惠帝刘盈讳,用“恒”字二十九次,说明亦不避汉文帝刘恒讳,应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后,刘盈、刘恒之前。
根据书中字体、避讳、纪年以及墓葬年代(前168)考订,帛书较早的一类在汉朝之前所写,理由是字体近隶书,且不避汉高祖刘邦讳;抄写时间较晚的一类为汉初至汉文帝初年缩写,理由是字体为隶书,讳邦为国,但不避汉惠帝刘盈和汉文帝刘恒讳。
帛书《老子》是目前最古的本子,且独立于河公本与王弼本两大系统之外,未经后世学者过分修饰,于《老子》原貌保存较多,故可有分析地用来校正通行本的错误,澄清许多校勘家长期争论的疑点。因而为学界所珍重。
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只分上下篇,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不分章。这是与通行本不同之处。这是因为,先秦学者的习惯,著述往往以后为重,将总纲与序言置于书之后部,如《庄子·天下》在最后,古本《吕氏春秋》十二纪在最后。《老子》书将道篇置于德篇之后,是由于道比德更根本。帛书本尚存古貌。
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乡,是西汉初期长沙王丞相、軑侯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包括1号墓(利苍之妻辛追,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即公元前165年下葬)、2号墓(利苍本人,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下葬)、3号墓(利苍之子利稀,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下葬)。由于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
马王堆万亩三号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出土时都已严重破损,其中包括《易》、《老子》以及众多古佚书,内容涉及思想、军事、天文、医学、地理等各领域。马王堆文献出土丰富,足以证实老学及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简直是“道家学派的资料汇编"。其中,《老子》都与今本有较大区别,被认为是这些书正式定本之前流行的传抄版本之一。
马王堆帛书《道德经》
3.郭店出土的楚简本(竹简)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竹简本《老子》,入葬时间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初,距离老子成书时间(公元前5世纪初),不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考虑到传抄时间必然早于下葬时间,且甲、乙、丙三种版本的所抄原本必然诞生时间差异较大,再考虑到老子恰为楚国人,所以楚墓《老子》,必然与《老子》原始祖本极为接近。
郭店楚墓位于湖北省荆门市郭9公里。1993年10月,郭店一号墓M1被抢救性清理挖掘。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M1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墓中发现竹简804枚,其中有字简730枚,为竹质墨迹,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楚简出土时业已散乱、残损,虽然依据竹简形制、抄手的书体和简文文意进行了分篇、系联,但已无法完全恢复简册原状。竹简大部分完整,未拼合的小碎片数量不多。郭店楚简文字,是典型的楚系篆书,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郭店楚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荆门市博物馆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根据竹简形制的不同简本《老子》分别被整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各本均不分《德经》、《道经》混合编辑。
郭店简本《老子》甲、乙、丙本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由于墓葬数次被盗,竹简有所缺失,因此无法精确估计简本原本的数量,共存2046字,约为传世本的五分之二。简本《老子》的绝大部分文句,分见于传世本《老子》之中的三十一个章节,与传世本《老子》的内容接近或相同。由于出土时业已散乱,故无法分辨《德经》和《道经》,章次也是整理者所酌定,与传世本差异较大。有的章节,相当于传世本的对应全章;有的章节,只相当于传世本对应章节的部分内容。由于竹简有缺失,无法精确估计简本全本原有的数量,于理当为五千余言。
此版本为目前我们所发现的最早的《道德经》版本,但是各位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版本应该是最接近老子真实思想的,为什么它没有取代目前能行本呢?甚至不要说通行本,帛书本它也没有取代,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第一,残缺;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太难懂!
各位首先要了解一个前提:郭店楚简《老子》所使用的文字是战国楚系文字,这种文字说好听一点就是“上承春秋,下启秦汉”,说难听一点,就是语言里面的方言。因为那个时候秦还没有一统全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才进行“车同轨,书同文”,所以简本老子(郭店楚简《老子》)所使用的异体字、通假字、同源字等等特别多。
《老子》全书仅五千言,而千百年来对《老子》的注释和研究则不下几千万言。元代道士张与材序杜道坚《道德经原旨》说:“《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清代学者魏源《老子本义》说:“解老自韩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复生,谁定之?”极言《老子》注家之多。先秦有韩非《解老》、《喻老》两篇,这是今存最早的研究文章。当代学者陈鼓应在其著《老子注释及评介》一书后搜列古今《老子》注释二百六十二家,皆有姓名书名可考。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形势的不断发展和文化热的兴起,《老子》研究迈入崭新的阶段,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研究领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有所更新。在研究中努力发掘老子哲学的深层内涵,并开始将研究触角伸向人类学、文化学的新领域探索老子思想的起源与特色。如老子与女性生殖崇拜,老子与楚文化等等;还有学者从儒、道对立而又互补的比较研究中揭示老子及道家学说的特质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改变了过去仅以儒家道统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偏颇认识,提高了老子及道家学说的历史文化地位。从艺术和美学角度上研究《老子》,也是近年《老子》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许多学者肯定地认为,老子及道家学说是中国艺术之源,为中国艺术和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还论述了老子与古代医学、气功、养生等的关系,老子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以及老子对现代企业管理、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等等问题。
郭店楚墓竹简
《道德经》三个主流版本的差异
首先说一下郭店楚简,虽然说距老子生活的年代最近,但是非常的不完整,应该是摘抄节选的,很难恢复到原貌,更类似于学习笔记,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因为里面的内容的精神内涵更切合《道德经》的本意。
而马王堆帛书,有很多地方和现存的通行本不一样,比如说,通行本的经典名句“致虚极,守静笃”,在帛书版中是这样的:致虚,极也,守静,表也,二者的区别是很大的,显然帛书版的修为境界更胜一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守静”,只是表层功夫,致虚,则心无所住,心无挂碍,自由通透,以达无极。而守静笃,则如枯禅,好像一潭死水,失去活力。再比如,王弼本《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而帛书版是大方无隅,大器免成。一个晚成,一个免成,二者意思截然不同,显然,今人对于晚成的注解应该是不对的,或许掺杂了儒家学派的思想。
王弼本,迄今为止流传最广,被普遍认可接受,其特点就是浅显易懂,行文流畅,不乏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比如:“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等,但是,也存在明显的错误或者疏漏。
所以说通行本虽然通俗易懂,行文流畅,但是错误和疏漏还是显而易见的,而帛书版有很多地方也同样是有故意改动的痕迹,且文字莫名其妙,生硬偏僻,同样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那么对于初学者而言,可以从易于掌握的王弼通行本入手,有了一定心得体会和根基之后,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去研究参考帛书版和楚简,然后靠自己来进一步去甄别,去伪存真。
从老子到利苍,间隔了300余年,因此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道德经》,可视为最为接近原版的版本之一,对于研究老子版《道德经》意义重大。
通过对比汉朝版与现存版,《道德经》主要存在四个问题。
1.原本名称不是《道德经》
马王堆《老子》帛书有甲乙两本,甲本有无篇名已不可知,乙本的文章末尾有“道”的篇名。“德”是根据“道”而补充,“经”是后世整理者所加,所以“道经”、“德经”的篇名是后人所为,老子著书之初并无《道德经》的书名。
2.章节划分与今版不同
乙本中没有分章,但甲本中有划分章节的圆点符号。甲本与今版相比,有的是相符,有的不相符。章节划分不对,背后的含义有时就大相径庭。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网友抱怨中国古人没有发明标点符号,不利于文化推广,其实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至少已有分章分段符号,与甲本差不多的是,睡虎地秦简中也有“表示分条分段的圆点与横线”。宋明时期,随着市井文化与印刷业的兴起,标点符号的使用已经蔚然大观,只是缺乏统一标准而已。
3.上下篇顺序彻底颠倒
帛书《老子》上篇为“德”,下篇为“道”,传世版与之彻底相反。
原版《道德经》第一句话,并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是“德经”中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4.原版已遭大规模篡改
原版《道德经》的大约300多句话,被改动的大约有700处,造成不少句子牵强附会、难以理解或根本错误。古今对比可知,有的是晦涩难懂之内容,被简单化处理;有的是激进之内容,被修改的更符合统治要求;有的是不太符合儒家内容被修改,以更好的迎合儒家思想。
也有很多学者参考王弼本、帛书本进行深入研究,但是并不能形成一套使所有人都满意的结论。
郭店简本老子,是用毛笔和墨在竹简上抄写的,笔迹不同,书法风格不同,同时又是楚文字,战国楚系文字是在一定的区域内使用和流通的文字,秦之后就逐渐消亡,所以很难整理出完整的《老子》全文。
但是,没整理出完整的全文,不代表简本老子没有价值,它只是没有全部整理出来,里面有很多章句,还是对解释今天通行本的《老子》帮助特别大。
即今天通行本,有很多文字其实都错的,如果我们要读通《老子》,深入研究《老子》,你必须要读一下这个版本。
第一,从时间上来说,墓主人是战国末期人,以此为下限,则说明简本《老子》至少在战国中期已经广为流传。同时结合叔向、墨子、魏武侯、颜斶四人的引语,我们可以很轻松得出一个结论:《老子》是春秋时期的作品,老子本人也是春秋时期的人。
第二,简本《老子》与今天通行本老子的文章顺序完全不同:它既不分章,也不设标题,同时更令人诧异的是它的文章顺序与今天的也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今天老子的八十一章也有的说六十几章也好,都是后人加上去的,题目也是自己加上去的。
第三,最关键的是里面的内容与今天通行本的内容也有巨大的差异。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楚简本《老子》写的是“绝智弃辩,绝伪弃虑”,但是今天通行本写的却是“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如果各位有一定基础就知道这两句话是多么不同!很多人都说老子不看重“仁义”,与儒家完全不同,但是如果按楚简的话,老子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再如简本是“见索保仆”“少私须欲”,而通行本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两句意思完全不同的。等等,还有很多,所以如果你要深读《老子》你不能忽视楚简本,它虽然目前还不完整,但至少可以纠正一部分当前版本的错误。
郭店简书与马王堆帛书写本距今都已两千多年,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本子。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对帛书《老子》甲、乙两本作了释文、标点和注释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出版。
帛书《老子》甲、乙两本与今本章节完全不同,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德经》是上篇,《道经》是下篇。
甲乙两个版本虽然都是汉代的作品,但是只所以还要再分个甲乙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是两个版本的抄本,就是说甲本是根据古代的道德经 A 版本抄的,乙本是根据 B 版本抄写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底稿是不同的,所以虽然都是帛书本,还要再分个甲乙。
帛书本今天之所以很多人推崇它,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校正当前版本。
傅奕本等《道德经》第十四章基本写的都是“执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
但是帛书甲、乙本写的是什么呢?
“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
“古”与“今”之别,要知道这个意思可以说完全相反了,至于到底哪个正确的呢?
书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所以我们今天的通行版本是不是就是唯一正确的呢?可以很肯定的说:不是!
所以帛书本可以很好的去校正今天的版本。
第二,完整性。
帛书本,虽然不如楚简本早,但是它比楚简本完整太多,尤其是甲乙两本相互参照之后。所以帛书本具备了两个特色。
时间接近最早版本及完整性好。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因为上面这两个原因,就推论帛书优于其它传本。
因为《帛书老子》并不能完整反映老子最原始的版本,楚店简本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帛书本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暂时还不具备彻底摆脱通行本的实力。
河上公本:此版本在专业领域内威望极高,但是在普通人群中,名气极底:河上公《老子章句》,简称为“河上公本”或“河公本”。
这个版本之所以成为研究《道德经》的权威之一是因为:
第一,完整性与复杂性高。
有一个在老子领域特别牛的大家,叫“严灵峰”,它是早期我党人士,但是49年之后就去了台湾,在老子研究这一领域是公认的大家,它耗费了数年心血写了一本书叫《无求备斋老子集成》。据说严老是参照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版本写的,但是纵使在博览群书之后,严老仍然没有能够给河上公的《老子章句》下一个确切的定论。因为这本书的来历太过复杂。
第二个原因是河上公本的成书时间也特别早,估计应该也是汉代左右的作品。这从避讳上就可以推定。
首先在帛书《老子》甲本中,“邦”字共出现二十五次。河上公本除了脱去一条,两条“民”字与帛书乙本相同外,其余二十三条,全部改成了“国”字。
这种避汉高祖刘邦讳的情况与帛书《老子》乙本如出一辙。由此可知河上公本成书当在刘邦称帝之后。
帛书《老子》甲、乙本用“盈”字十条,河上公本除了“倾”、“满”两字因版本不同外,其余八条皆作“盈”,与帛书本完全相同。因此可知河上公本不为刘盈避讳。故河上公本不应成书于汉惠帝刘盈之时。
帛书《老子》乙本用“恒”字二十九条,不避汉文帝刘恒之讳应抄写于汉文帝之前,而河上公本除了脱去八条外,其余二十二条,“恒”全部改作“常”,由此可知河上公与汉文帝时代相同。所以它是汉文帝时代的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德经》版本
王羲之的《老子道德经》:它成书的底本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河上公古本”。对于很多学者认为王羲之根本没有写过《道德经》,此本纯系伪造。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可以彻底排除,可以较为肯定的说有王羲之写本传世。
至于你说这个是不是真迹,这个不敢肯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纵使不是真迹,那也是唐人临摹的王羲之曾经写的《道德经》。
唐人摹本王羲之《道德经》
王弼《老子注》:这个我们是最熟悉的,现在市面上的通行本,就是以此为底本进行校正的,目前我们读的基本就是这个版本。
帛书写本之所以没有取代无见在的通行本,除了上文我们说的帛书本自身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就是王弼本人以及王弼本,实在太优秀了。《魏书·卷二十八钟会传注》中有何韵《王弼传》里面曾经记载:“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
王弼在当时,就是一个天才般的存在,但是也许是天嫉英才,他24岁就去世了。“其秋遇病疾亡,时年二十四,无子,绝嗣。弼之卒也,晋景王闻之磋叹者累日。其为高识所惜如此。”
连皇帝都会对他的死感到惋惜数日,我最初读王弼是因为它写了一本《易经注》,后面再看到他的其它作品,实在是惊为天人,这就是为什么帛书本至今也没有超越它的根本原因。
王弼虽英年早逝,但他的著作却源远流长传了下来,这里大体上说几本比较有名的:《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周易大衍论》、《周易穷微论》、《易辨》、《易传纂图》、《王弼集》、《论语释疑》……
如果从当时背景上来看其作品,就会感到,在《老子注》中,王弼的创新之处,他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老子》诠释途径,摆脱传统的、紧扣句义释文解字的训话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来重新注解道德经!
在注解《老子》的过程中,王弼充分阐释了自己对天人关系、自然关系、个体社会关系等许多重大划时代的看法。比如:
1.王弼“以无为本” 将“无”极度抽象化,然后再将无返还到“有”当中。
2.“崇本息末” 并赋予“本”、“末”深刻而精微的哲学内涵。
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句,王弼注曰“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王弼本不仅思想上卓然,它的语言也十分优美,所以今天的通行本才这么受我们欢迎。
隋唐时期的《道德经》传本
李荣《道德经注》:据有关史籍记载李荣著有《老子注》、《庄子注》、《西升经注》等书,但是很可惜的是,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二十世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唐写本李荣《老子注》残卷,这个残卷应该是只有36章,就是只有道经的手稿。
李荣《老子注》,有没有只是一个传说,只在其它书中有引用,直到这36卷发现后,才真的引起国内的重视。
一九四七年蒙文通以正统《道藏》所存李荣《老子注》残本仅存前三十六章,即道经注部分为主,再将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篆疏》、误题顾欢撰《道德经注疏》、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范应元《道德经集注》、焦站《老子翼》等书中所征引的李荣注辑出,粗成一本。
目前所存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1、唐敦煌写本残卷,包括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残卷。
2、日本昭和四年东京弘文堂排印《沙洲二十六子》本。
3、一九七一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沙洲二十六子》本。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及《道德真经疏》:对于唐玄宗的《御注道德真经》与《道德真经疏》,许多书籍有所载录,如《新唐书》、,《唐会要》、《宋史》、郑樵《通志》、《道藏真经疏外传》等。且玄宗的《御注》与《御疏》都比较完整的保存在《道藏》中,所以关于其书之真伪,从来未有疑义。
唐玄宗作为一代帝王,他的注解一定是维持封建统治的。在唐玄宗的眼中与笔下,《道德经》尽管有重玄学的思辩有政教合一的意图,但它既不是重玄学的渊数,也不是政教合一的经典,而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讲的是帝王修身治国的道理。同前人老学思想相比,唐玄宗作了许多有利于表现自己思想意识的理解。
关于这一版本的渊源,可以到下列诸条找寻答案:
1.正统十年刊《道藏》本选辑《道藏举要》本。
2.唐敦煌写本,残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3.日本昭和四年东京弘文堂排印《沙洲二十六子》。
宋元时期的《道德经》版本
王王安石《老子注》:王安石的著作很多如《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文公文集》一百卷。还有《洪范传》、《淮南杂说》、《周礼新义》、《字说》、《老子注》、《孟子解》等。
王安石在注释《老子》时,并没有忘记自己政治家的身份,而是尽力通过其注释来宣传利于改革的思想,所以它与唐玄宗有一定的相似处。
汉代画像砖:老子出行图
近现代老子作品研究
高享《老子正诂》:高亨吉林人,字晋生,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东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梁启超门人。清光绪二十八年生。
《老子正话》分为上、下二卷,以王弼、河上公、傅奕本为主,参蔓众家之长自曰“择善而取,其不善者,概摈而不录”,间附己见。重在以朴释玄,关于字句之考粟者居多间言《老子》大义,并开创性的以新文法释词。
该书始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后十载高先生补缺正讹,于一九四零年编成初定本,后经多次出版。
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甲、乙本以后,高先生写出《老子注释》一书,后重新修整旧注释增加译文和分析两部分,特别是在卷首写了《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
稿本写成于一九七四年,后经颇有老学功底的弟子华钟彦校定,于一九八年三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董治安将《老子注译》收入《高亨著作集林》第五卷中,列于《老子正话》之后。
蒋锡昌《老子校话》:《老子校话》所用经文为王弼本,而文中训话所据《老子》传本则多达八十二种以唐宋本为主,唐本所占比例较大,在具体校勘中也比较受到重视。全书分为上、下篇,八十一章,无章名、篇名。每章中以句为单位进行详细校勘、训话,其谨小慎微处处可见。
其资料之详实也超乎想象,无怪乎严灵峰称之为“《老子》校刊之善本”。高亨在《老子正话·叙例》中亦言“蒋锡昌《老子校话》所录诸本异文颇为详备”。
《老子校话》前附有《自序》及所据书目之简介后面附有《黄老考》、《老庄并称之始考》、《黄老学者接子捷子接予为一人考》、《古代引老经最早之人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子》其人其书的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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