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是春秋时期相继兴起的五个霸主,所谓霸主,大致是道义上拱卫王室,存亡续断;地域上疆域万里,宾服四方;政治上上有天子致伯,下有小国来附。而春秋的五个霸主,历来有不同的版本。综合各类古籍说法,春秋的霸主有,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吴王阖闾、夫差、越王勾践。
可见霸主之中既有中原君主,也有蛮夷之君,这当然不代表当时的华夷之辨有所减退,只是足证民族交融之深远。其中,以地域和影响看,楚庄王又是蛮夷之君的翘楚。楚庄王只能以蛮夷之君称霸中原,除了武力上的优势,在精神文化上,也反映了此时楚国、楚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
楚庄王的霸业
正如秦皇奋六世之余烈,汉武受惠于四世清明,楚庄王的霸业,也不是他一人努力的结果,而是立于前人的积淀之上。楚国立国之初,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楚成王时逐渐崛起,不断扩张,武王僭越称王,几成小霸,文、成奋发,深入中原,穆王霸江汉,一时无两,在此基础上,庄王乃敢引兵,问鼎之轻重,九合诸侯,于蜀地主盟称霸。
对于楚庄王的称霸,《白虎通》记载说,楚胜郑而不告,从而攻之,又令还师而佚晋寇,围宋,宋因而与之平,引师而去,知楚庄之霸也。这里提到楚胜郑于是知楚之霸,意在表明这是楚庄王对外争霸的起点,但庄王之霸业的起点,准确地说当然在他“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之后。
穆庄之际,晋国中衰,楚有称霸之志。楚成王去世后,穆王,也就是庄王之父,趁晋国内乱之机征服宋、郑、陈、蔡等国,小霸中原。然穆王死后,楚国内部叛乱频生,晋国趁机反扑,楚在中原的优势又丧失殆尽。此时,即便有楚国几代先王的积累,但庄王继位时主少国疑,内忧外患,因此他不得已韬光养晦,沉寂三年。三年之间,群舒叛乱,公室叛乱,楚国大饥,周边少数民族叛乱,而晋趁机与诸侯结盟,夺取楚在中原的势力范围。
三年之后,庄王基本了解了国内国外的局势,于是重用贤臣,向外扩张。
起点是“胜郑”。庄王时期是晋楚争霸的关键时期,郑国在两国之间,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战略要地”。对于楚国来说,“欲称霸中原,必先得郑”,而对于晋国来说,“救郑制楚之始,盖天下大势所在”。
因此楚国先后征服郑、陈、宋三国,而晋国无力阻止楚北上中原。需要注意的是,三国之中,郑国地理位置特殊,宋国为商汤后裔,陈国奉舜帝宗庙,都不可轻动,因此庄王对郑破而不灭,对宋围而不灭,对陈灭而后附。
究其原因,其一是楚国与三国相距遥远,统治不易。其二是灭国虽然使楚国势力得以深入中原,但会引起中原国家的恐慌,激起更大的反抗,不灭国则可以保存实力。其三是存亡续断可以争取舆论和道义上的优势。楚国保存三国,尤其是复陈,受到了诸侯的普遍称赞,《淮南子》记载:“诸侯闻之,皆朝于楚。”
人心归附,这就便于楚国下一步的从容布局。臣三国的同时,楚国为与晋国争霸,四处征战。庄王八年,庄王“观兵于周疆”,问鼎之轻重,后引兵而退,几年后,晋楚爆发颖北之战、邲之战,庄王北上饮马,威胁中国,乘势围宋,战而胜之。
胜宋之后,楚国又三年与民生息,张弛有度,然而庄王在第三年去世。庄王去世后两年,十四国盟于蜀,晋国回避,诸侯慑于庄王之威前来参加,楚国终于以主盟形式确立了本国的霸业。
对于楚庄王的“霸业”,也有人不认可,这涉及到不同时期对霸主,尤其是蛮夷霸主的评价。
五霸的名号,春秋时已经出现,《左传》说“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五霸的地位十分尊崇。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岐注曰:“五霸者,大国秉直道以率诸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也。”此说本于春秋,宋襄入内,是对“礼义”的认可,西秦南楚得以并列,则是民族融合之功。
也可见春秋在礼和义之间的调和和对微言大义的践行。战国时,《荀子》说五霸是“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理由是“信立而霸也”。显然战国时人们认可的“霸”在于实力和政治水平的高低,对霸主的华夷之分不再如此重视。
到东汉,《白虎通》列五霸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楚庄王不在其中,反映了此时“兴复中国,攘除夷狄”的大一统王权意识,除楚庄王外,西秦入内,是因为秦最终统一了中国而汉承秦祚,吴王在内则是太伯毕竟出于中国——相对的,著名的与吴国争霸的越国则因为是夷狄,不被视为五霸。
从称霸看楚民族政治理性的提升和精神面貌的转变
楚王最终能够在中原称霸,以现在的话说,是“综合国力”强盛的结果,要依靠“上下同欲”,那么庄王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前代的积淀最终称霸,自然也反映了其背后楚民族政治理性和民族个性的双重提升。这种提升,一方面是楚国与中原诸夏交融受到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楚民族自己的政治自觉和民族特性。
以前文提到的复陈及问鼎为例,二者体现了楚庄王对中原礼制的遵从和对中原文化的学习。
《史记·楚世家》记载,已破陈,即县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於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对于复陈,诸侯之所以交相称赞,在于楚王能够保存社稷,存亡续断,这正是《白虎通》认可的“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 。自然,夷狄是不可能自我攘除的。甚至在《春秋》中蔑称楚国的孔子也称赞道,“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非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也是因此,《春秋》对楚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就是所谓“微言大义”。
《春秋》记载,“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陈。”前称楚人,是因为诸侯不能专杀而讨好,这是不文明,不合礼制的事情,即便“夏徵舒”弑君不臣,但楚人专讨,不免越俎代庖。当然,在《春秋》中换做诸夏君主出兵也许就是另一种表述,盖楚人夷狄也,不与诸夏同一标准。加之诸夏亲善,彼此或同姓或联姻,可以说师出有名。
但其后变楚人为楚子,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楚庄王复陈,这是维护王制,保存社稷,符合大义,因而也就旧事重提,想起楚国原是子爵,把楚人纳入宗法分封的体系加以表扬了。这里,称楚王为楚子,一来是孔子克己复礼,二来承认楚王在周朝分封制中的子爵地位,对于《春秋》来说,是抬高了楚的地位,是一种对楚王的“恩赐”。
然则孔子写书时称楚人、楚子,日常生活中称楚王,这就是微言大义外的“权变”。
问鼎是楚王对周王室的挑衅,也是试探。周王作为天下共主,一天不灭,则一天占据大义,自齐桓首霸后,诸侯时时不忘尊王攘夷。楚王此时虽然有兵锋之利,胜利之威,然而无力与所有的国家对抗,即无力与“天下大义”对抗。如果楚王过分冒犯周室,晋虽中衰,终究是诸姬之长,这时尊王攘夷,就能够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和舆论上的优势,相反,楚国则会面临举世来攻,四面树敌的局面。
庄王自然明白这对于一个蛮夷国家是不利的,然而坚持问鼎,或有几分是乘胜而来,志得意满,但主要的目的是试探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对楚的态度——他毕竟还是“楚子”,一旦想要尊王攘夷,不是完全没有操作的余地。
史书记载中王孙满固然语气强硬地回复了楚子,但晋和其他中原诸侯国默默不语,无动于衷,也可见楚王国力的强大。于是,深谙进退的楚王“乃归”,继续修德,是服从于当时的规则。
但是,一味夸大中原文化对楚国的影响是不可取的,楚国也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自觉。楚武王当年僭越称王,《史记》记载,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请王室尊吾号。”
王室不听,两年后楚王怒曰:“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这充分说明了楚人对周人“非我族类”态度的反抗和叛逆。若干年后庄王问鼎,也是作为一个异文化之君来问,体现了周楚之间臣服与敌对掺杂的关系。
同理,楚王复陈显然也与尊重中原苗裔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量,这种政治智慧小而言之是楚王,大而言之就是楚人的政治自觉。
在楚国的内政方面,楚王善于纳谏,重用人才,重视农业,发展商业,使楚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更上一层楼。楚国的面貌用晋人的说法就是,“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总之,庄王时期,楚国内外修德,一心争霸,于是四海宾服,“楚自邲之后,精神景象非昔矣”。
小结
春秋五霸或霸中原,或霸地方,是春秋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楚庄王的称霸是几代累积的结果,也源于他自己的努力。而考察楚庄王的霸业,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于中原诸侯和蛮夷君长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因此相对于其他诸侯,楚庄王还有一重出身上的阻碍。
春秋时期是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民族大交融的时代,这一时期楚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深远影响,但仍然有自己民族的民族认同和独特的民族精神,楚之称霸不仅需要实力强大,更需要决策者为政水平的成熟,因此楚的称霸背后是整个民族政治理性和民族个性的提升,这一点尤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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