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的吴起一度在魏武侯手下为臣。《吴子·图国》和《新序·杂事》中记载，魏武侯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都赶不上他。武侯退朝后面有喜色，吴起于是对他讲了春秋霸主楚庄王的一件事情。
楚庄王曾经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的见识都不及他，他退朝后面露忧色。大臣申公问他为何面有忧色，楚庄王回答说：“我曾听说，每一时代都有圣人，每一国家都有贤才。能得到圣贤为师的人，才能为王；能得到圣贤为友的人，才能称霸。现在我本人才能不高，群臣反而没有能赶上我的，这恐怕是楚国危险之兆啊！”
讲完这一故事，吴起对魏武侯说“楚庄王为此担忧，您却为此得意，臣深感不安。”魏武侯于是面露惭愧之色。
君主和臣下都是所谓“治国平天下”的人物，在才能方面客观上总有高下之分。在君主才能高于臣下才能的时候，魏武侯一类君主感到非常得意，而楚庄王一类君主却感到非常忧虑，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反映着两类君主不同的认识观。
在魏武侯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衬托出了自己才智的高超，表明了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的理所当然。这种情况不仅满足了他自矜自尊的心理需求，而且使他免除了对臣下恃才谋篡的担忧，因而他感到庆幸。
但在楚庄王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表明了人才的缺乏和国家的空虚，这种情况满足不了他称霸天下的客观需要，甚至还可能危及国家的生存，楚庄王因而感到焦虑不安。两种相反的认识看来都有各自得以成立的理由。
魏武侯和楚庄王都是一国之君，把君主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君主这一社会角色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他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此，高明的君主总是把注意力投放于国家事业上，国家事业的长足发展才是他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从这一角度来说，魏武侯的认识观背离了君主的角色要求，他追求的仅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心理需要，而楚庄王的视野则更为广阔，其认识更具优越性。正是在这里，才分出了两位君主才智的高下，而这种高下也已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事实上，君主和臣下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社会对他们双方有着不同的要求。君主所应有的才能，主要不在于对具体事情的谋划，而在于调动和裁定群臣的谋划。一个君主如果拥有才能出众的臣下，并且善于驾驭臣下，他所追求的事业就会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就具备了成功的条件和基础。
魏武侯在具体事情的谋划上也许真的比群臣高明些，但他仅仅看到了个人才智高明的一面，却未看到手下人才缺乏的一面，表现了一位君主注意力的偏差及其在宏观方面认知和把握能力的欠缺。吴起以楚王的事情相提醒，魏武侯转喜为愧，表明了他尚未失掉知错而悔的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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