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在位期间的重大军事灾难，除了两次北伐，还有陈家谷杨业之殁与君子馆刘廷让之败。败仗通常会带来过度的批评，当一个军事独裁者频繁遭遇失败，那么专业或不实的指责便会多到无法厘清。

宋太宗第一次伐辽，是宋朝军事的转折点之一。起先凯歌高唱，岐沟关、涿州纳降，兵抵幽州，但经高梁河交战，便大败而归。关于这一次北伐，曾瑞龙《经略幽燕》已作了详细的描述与评论，但对某些观点我持保留意见。本文拟在简述战役经过之余，在曾瑞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

一、促师夺燕

平定北汉后，宋军还师至镇州，太宗提出要北伐契丹。攻克太原后尚未犒赏，故而部将大抵不愿北伐，但也没有明言反对。唯一发表了观点的殿前都虞候崔翰，恰是赞同北伐的。他说：“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

宋军方历白马岭、太原两胜，士气正高，正是崔翰所说的“破竹之势”。此外，由于宋军集结于镇州，比从开封发兵近了不少，可以达成行动的突然性。这样的条件，一旦错过便可能再不会出现。

作战形势图

这时进行北伐，似乎有一个良好的借口。按照辽史记载，在正月乙酉，曾派遣使宋朝，询问讨伐北汉之事，丙申日带回了宋太宗强硬地宣称：“河东朔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如果辽国发兵阻挠，则不惜与之开战。而辽国在二月收到北汉求救后，仍然出兵援汉。

这一说法是待商榷的。从乙酉至丙申共计十二天，辽国使者无论如何是来不及往返的。假如不是日期记载有误，那么应该是又过了一个甲子，为七十二天。辽军的第一批援军出发于五十二天后的二月丁卯，等使者归报宣言，已成既定事实，这样的宣称也就欠缺“警告”的性质了。

辽国记载中采用的历法比宋朝历法的干支要早一日，在本文中提到的日期以双方各自历法为准。

《长编》记载太宗于二月丁丑会见了契丹使者，此时他已发兵离开开封，会见地点在赵州临城县。如果这正是辽史中挞马长寿参与的出使，那么辽使在出发的第五十四天才见到了太宗，又在十八天后回报景宗，或许正是因为太宗的警告而使他急于通报。

曾瑞龙认为，太宗的宣称并不够明确，“不然则战”一句可能被辽人理解成不惜在北汉局部战争上大动干戈。但自雄州和议以来，宋辽在河东的交手并不少，既然契丹发兵救汉，那么与之交战也无须多言。按辽史说法，景宗在三月丙戌加强了幽州的防御。又据《辽史·耶律撒合传》，撒合是三月派往幽州将领中的一员，其原因正是被描述为应对来犯的宋军。

丙戌在丙申前，如果挞马长寿出使共七十二天，则此时尚未得到太宗的警告。故而长寿出使日期错误，太宗在临城县接见的使者也不是他，而辽军在三月的戍守正是景宗对太宗警告的回应。

宋军从六月丙寅进入边境到兵抵幽州，只用了四天时间，沿途只在涿州遭遇过小规模抵抗。快速的攻势使得辽军反应不及，并促成幽州周边统治瓦解，汉民、伪军甚至渤海人大量响应。这样看来，突袭幽州确实是很犀利的战略。

但曾瑞龙提出了更深层次的看法。他认为这一战略属于五代遗绪，只适用于对付军心不稳、实力较弱的小国，太宗与崔翰并未意识到辽这样的大国不会纵深突进而无回转之地。但我想他这里搞错了，他是这么说的：

如他指出，五代常见纵深突进是因为胜利者争取赶在失败者重整战力前彻底摧毁对手，但太宗的突袭并不会形成这种主战役获胜后“在对手未能恢复战力时插入其政治重心”的情况，原因是浅显的：这一路没有辽军主力。在兵抵幽州之前，宋军虽在白马岭达成了一次胜利，但已过去较长时间；在涿州的小胜则无足轻重。而幽州也不是辽国的政治重心，兵临城下不会造成军心崩溃。与其说太宗小看了辽国国力，不如说正是因为看到了辽军的强大而要在援军到来前抢先封锁周边甚至拿下幽州。

二、兵临城下

此时幽州城北驻扎着万余辽军，为北院大王耶律奚底（耶律隆运传中作五院糺详稳）、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耶律撒合所领，正是三月派往幽州戍防的部队。由于力量悬殊，丁卯（即宋历戊辰）辽军很快就被击退了。奚底和萧讨古承受了较重损失，而撒合则保全军队。辽军撤退至城北约二十里的清河北岸。

到达幽州的第三天，六月壬申，宋军四面攻城。增援的耶律学古一军赶在围城之前进入城中，成为了守城的重要力量，正是宋军不能迅速克城的重要因素。负责守卫幽州的，本该是南京留守韩匡嗣，但实际他的儿子韩德让权任南京留守，代替了他的职位。]姗姗来迟的耶律沙、耶律斜轸部，在宋军的挤压下，只能退出幽州周边的平原。

兵力方面，宋军参战兵力并不明确，据曾巩所说，伐北汉有十余万人，那么之后不久的伐辽，也应在十万以上。辽军的兵力更无从证实，有一种说法声称休哥请求十万救兵。如果仅指休哥与同时出发的耶律抹只的兵力，则很可能失于夸大，但这一说法中，休哥请救幽州时正值景宗丧失坚守意志之刻，当为派遣耶律学古、耶律沙、斜轸等部之前，故所请之救兵包括了前后多批援军，十万就显得合理了。

辽军的总兵力或许与宋军相当，但因为仓促集结，陷入了批次投入的窘境。然而幽州要塞不易攻陷，又有学古带兵入城，援军不必冒险在不利的情况下出战，从容等待后续部队发动总攻。对于宋军而言，敌人在短期之内不会对己方有威胁，便该抓紧攻城。太宗频繁督战，甚至试图挖地道进城，幽州城内人心不安，岌岌可危，但在耶律学古的作用下坚持了下来。

《战争艺术概论》指出，在围攻要塞时，进攻方必须控制要塞出口，以防要塞部队对进攻方造成威胁。援军到来时应该让监视部队与围攻部队合力攻击，并尽远地实施追击。

太宗在清河一带以一军对峙辽援军，封锁其入援路线，以主力围攻幽州，终于被集结好的援军击溃，似是反面教材。故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宋太宗将主力攻城过于冒险，应该优先打击早到的援军。当辽军分批到达时，逐个击破的办法是很容易想到的，但具体到事实，便不是那么容易了。辽军于清河隔河对峙，之后又退入了德胜口。德胜口位置不详，但大底可以确定为山口，即下图标注出的地带：

德胜口大致位置

当辽军扼守山口，退入山中，便很难对其扩大打击。负责封锁入援道路的宋军并未因此放弃进攻的机会，但结果是被斜轸击败了。

太宗的突袭虽然赢得了十余日的时间，在辽军完成集结前攻城，但顿兵坚城下，太原之功未赏，士气问题日益暴露。曹翰部下掘地出蟹，于是在将领中散布幽州“不可进拔”的谶言，反映出他战意低迷的心理状态；参与攻城的孟玄喆的墓志铭则称“众怠莫克”，士兵的斗志也很低沉，也无怪乎太宗多次亲自督战了。既然不能先打垮援军，又不能拖延时间等待敌军求战，太宗便选择了尽快攻击幽州，争取在辽军完成集结前攻克城池。但或许是他过于心急，又或许是对周边地理不熟悉，将曹翰的预备队投入了攻城战。在长编中只是提到曹翰与米信“率兵屯城之東南隅，以備非常”，但在宋史曹翰传中则称掘出蟹时已参与攻城，“又从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东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献”，故而曾瑞龙指出，曹翰本是预防紧急情况的预备队，但被派去攻城，掘地出蟹则表明他可能在挖地道。

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战术错误，结果是当耶律休哥绕道袭击时，宋军没有一支可以前去阻击的部队。

耶律休哥

三、会战败北

宋方的史料对决战大底故意简略甚至隐去，所幸辽史的记载可以窥探过程一二。辽军最初出战的是耶律沙，宋军除去参与攻城的，还有太宗的御营、负责封锁德胜口的监视部队，可能还有米信的预备队，或者其他失于记载的部队。

太宗与之于幽州西北的高梁河交战，并将其击退，但随后遭到了斜轸与休哥对其两翼的横击，此时已经是晚上。耶律沙此前白马岭战败，但高梁河之战却上被景宗认为是将功赎罪，那么他被击退必非大败，甚至可能是预先策划好的诈败。曾瑞龙认为斜轸诈败击败宋人监视部队一事正是攻击太宗御营之前，得以杀出通路赶来参战。从斜轸横击太宗来看，应也达成了突然性，故这一想法有一定道理，备为一说。最值得玩味的是休哥的动向。辽历七月癸未，休哥以三万精骑连夜从小路包抄到战场的南面，袭击了宋军的侧翼，成为了致胜的关键。他命令人持两炬，虚张声势，或许也对动摇宋军起到了较大作用。抹只“将奚兵翊休哥击败之”，他率领的是奚族步兵，配合了休哥的攻击，但既然不属于三万精骑，应该与耶律沙或斜轸在一处。

作为机动性较差的一方，无论是打算在敌人集结后撤退还是迎战，宋军都必须提前准备。但休哥与耶律抹只的这一批援军何时到来，太宗并不清楚。也许他认为敌军唯一的道路是和先前的耶律沙、耶律斜轸等一样会师于德胜口，但休哥从山中绕道，突然出现在宋军的侧翼。除此之外，太宗局部兵力明显劣势。宋军的主力正在攻城，太宗身边的部队，或许足以对付耶律沙甚至斜轸等，但显然未能抵挡预料之外的休哥。

造成这一结局，根源在于太宗的情报缺失，对休哥的情况的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在哪里出现；疏于了解周边可能行军的小路，也是一个失误。当然，即使曹翰得以前往阻击，战斗的结果仍然是不可预知的，并不能断言即可扭转败局。

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太宗对辽军集结时间的误估。太宗在抵达城下后，本拟用半个月制造攻城礟具，实际上只用了八天便完成了。]这说明太宗最初期待的落城时间在十五日之后，那么他所预估的辽军总攻时间，更在此后。但是辽历癸未（宋历甲申），也就是在他到幽州的第十三天，辽军便完成集结，并将他击败了，大大地早于他的预料。

过去，认为宋军在经历太原之战后师老兵疲的说法屡见不鲜，但他们忽视了辽军匆忙赴援，同样面临疲敝的问题。又有认为此时已值秋天，正所谓“秋高马肥”。高梁河会战时间为宋历七月初七甲申，尚未凉爽，正是不利于辽军作战的时节。参考蒙古养马之法，战马春夏饱食，须经秋天落膘后才适合作战。真正利于辽军作战的，是十月以后至来年二月间。从结果推出反面，非黑即白，脱离军事活动本身的辩证规律，并不可取。

高梁河之战

太宗在此战中负伤，不得不先行撤退。其乘坐驴车而不骑马，则可能是大腿伤势造成。辽方对高梁河之战的斩首宣称为万余级，天亮后对尚未撤退的围城宋军进行攻击，声称“所杀甚众”。但此役中休哥身负三箭，可见交战激烈，其胜利也并不容易，辽军可能也有不小的损失。曾瑞龙还指出，在同年冬天的满城会战，正面战场就有八万宋军，可见宋军兵员损失不应很大。

但也如他所说，这一战产生了一个深远影响，即皇帝亲征这一指挥模式的退出。在后来瓦桥关之战，太宗也曾亲征赴援，未至前线辽军便退去了；但等到更重要的雍熙北伐，他便安居开封了。或许是早年的箭伤使他不便鞍马，又或许是经历高梁河之战，使他开始对自己的军事身份进行转变。

宋太宗

四、其他一些问题

按《辽史·耶律虎古传》的记载，在前一年虎古出使宋朝时即看出宋朝有灭汉之意，但景宗与韩匡嗣并没有采信。宋太宗是在次年二月才正式发兵，辽国君臣是否能有这样的敏锐，在正月就遣使问伐汉之事？

在太平兴国三年的辽使记载有两次，第一次为十月初贺寿，第二次为十一月贺来年新年。这两次使者名字均无耶律虎古，因而无从确定虎古参与的是哪一次，而这一年冬天因预备北伐而取消了贡举。于是存在一种可能，虎古参与了乾明节贺寿，而第二次使者察知了即将伐汉的确切情报，辽景宗便收到了更进一步消息。

在一些文章中，如《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从联丽制辽到联金制辽》（梁利），认为宋朝在此战役中联合了高丽。第一次北伐是太宗在镇州提出，随后进行的突袭，断不可能要求远在天边的高丽给予支援。《中朝关系史》一书将第二次北伐时的情况张冠李戴，而《从联丽制辽到联金制辽》一文则是误读了宋史太宗本纪“四年春正月丁亥，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丽，告以北伐”，此处北伐指的是伐汉而非伐辽。

幽州城可能并非正对四方。在长编记载中，崔彦进负责攻城北面，但在宋史崔彦进传中，则说他攻城西北。无独有偶，在围攻太原时，长编与崔彦进传称曹翰攻城西，但曹翰传称攻城西北。太原城可能是将正对四方的图形顺时针转动一些角度，而幽州城逆时针转动，所以方位的说法模棱两可。

关于辽使挞马长寿是否能十二日往返，有人提出过疑问。长途速度主要是交通工具接替条件决定的。宋朝当时的最快传递速度为急脚递，一日四百里，这是建立在递卒接力、日夜兼程的条件下跑出来的。如果使用马递，则一日通常只有三百里，这是因为马匹的接力距离更长。长寿归去时可能急于通报，来路则不应以最快速度，甚至应该一直使用使团自己的马匹，所以速度更不及一日三百里。周世宗北伐时，辽使曾以一日七百里的速度通知北汉出兵。但主要路程在辽国境内，马匹数量充足，更换方便，可以让马高速奔驰。且事出军情，或许也要日夜兼程了。开封到幽州，以现在的通路条件，来去已有两千六百里，即使辽境内可以更快，到草原辽帝身边又须翻越燕山，还得算上使团等待与接见的时间，十二日实在来不及。